中美元首通话释放了稳定彼此关系的重要信号。但若无意改变不断加深敌意的行为方式，将不仅不能重建互信，反会催生更尖锐的对立情绪。中美双方需要充分利用已有渠道调整布局，争取实现彼此外交在“三层架构”上同步协调运行。

孟晚舟的回归应是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科技冷战”的修正，可被视为中美两国向国内及国际社会释放的一个积极信号，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博弈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

中美两国在促进中产阶级发展方面所拥有的共同利益，应该成为当前双边关系的重要推动力。

拜登政府将南太平洋视为“竞技场”，折射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影响力面临现实危机。但“竞技场”论调还是没有跳出零和博弈思维，其出发点是美国利益，而非岛国需求。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困境，与当下美国内政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方针与国际关系发展大趋势是相违背的。

美国情报机构介入新冠溯源调查从一开始就是纯政治化的举动，它将严重干扰全球防范下一次疫情的努力。

由于越来越多评论人士警告中美之间将发生军事冲突，人们很容易以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尽管历史表明崛起的大国往往会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但也有重要的例外，而且有必要考虑当前的独特环境。

拜登政府当前的印太战略思维虽然对准大国竞争，但并无太多战略创新，而结构性问题仍然对其构成长期制约。

美国国会以空前活跃的姿态介入涉台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延续了数十年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转向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国会主导涉台政策束缚了拜登总统的手脚，使之难以与中国重启外交关系。

中美应抓住阿富汗塔利班这一主要矛盾，协调国际社会和地区邻国开展相关工作，在尊重联合国相关决议基础上共同引导阿富汗摆脱战乱，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使之不再成为国际安全的隐患。

拜登政府集中对东南亚发力，除了一般性地加强双边关系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是在东南亚进一步落实美国的印太战略，二是重新在南海搅起风浪。

如果战略竞争的双方不计成本地将现有资源甚至预期收益都用于竞争，为取得优势宁肯牺牲己方的经济利益，牺牲己方的社会发展潜力，阻断其他无辜国家的发展机会，那就超出了战略竞争的底线。

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美方提出的“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以及天津会谈本身已经表明，双方正在努力“管控竞争”。

尽管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复杂且具有高风险，但中期内重大的技术分裂也许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对全球经济来说，更好的长期结果还需要建立公平和有约束力的多边行为准则。

坎贝尔的言论表明美国当前阶段将延续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随着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操弄台湾问题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必要手段。但鉴于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台政策的工具日益丰富多元，美国打“台湾牌”的政策成本也会不断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