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以空前活跃的姿态介入涉台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延续了数十年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转向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国会主导涉台政策束缚了拜登总统的手脚，使之难以与中国重启外交关系。

中美应抓住阿富汗塔利班这一主要矛盾，协调国际社会和地区邻国开展相关工作，在尊重联合国相关决议基础上共同引导阿富汗摆脱战乱，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使之不再成为国际安全的隐患。

拜登政府集中对东南亚发力，除了一般性地加强双边关系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是在东南亚进一步落实美国的印太战略，二是重新在南海搅起风浪。

如果战略竞争的双方不计成本地将现有资源甚至预期收益都用于竞争，为取得优势宁肯牺牲己方的经济利益，牺牲己方的社会发展潜力，阻断其他无辜国家的发展机会，那就超出了战略竞争的底线。

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美方提出的“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以及天津会谈本身已经表明，双方正在努力“管控竞争”。

尽管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复杂且具有高风险，但中期内重大的技术分裂也许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对全球经济来说，更好的长期结果还需要建立公平和有约束力的多边行为准则。

坎贝尔的言论表明美国当前阶段将延续对台政策的“战略模糊”。随着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操弄台湾问题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必要手段。但鉴于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台政策的工具日益丰富多元，美国打“台湾牌”的政策成本也会不断增大。

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乏善可陈，对抗却不断加剧。双方需在政策层面做出相应调整，释放建立信任的明确信号。

虽然面对美国或明或暗的压力，但东盟国家纷纷表态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美国以制度对抗为驱动搞“民主联盟”，实际上是想用模块化联盟方式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同中国进行制度对抗不符合美国盟友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诉求。

“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被认为是旨在抗衡“一带一路”合作的重大战略举措。美国等国应真心实意地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困难，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角力场”。

美俄峰会对改善两国关系有积极意义，但将给中国带来一些压力，美国一定会把手中的战略资源转移到对华政策上，激化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为此，中美需要创造更多的沟通渠道，努力寻求竞争关系下的“暖和平”。

在美国主导单极世界秩序的时代，“绝对国家安全”对它来说或许是合理的。但在当今世界，企图“遏制和对抗”拥有不同价值观或不同制度的国家，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达成接纳它们的新的全球契约，则会引发冲突。

中美经贸对话的重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关系回暖，反而是美国既不想完全放弃对华经济利益，更要腾出手来强化对华战略制衡的策略选择。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将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

中美关系互动仍处于不对称状态。内政问题成为美国反对中国的“新边疆”。目前美方仍没有诚意与中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真正问题，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还在犹豫彷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