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阻力重重，白宫仍坚持不懈地推动与亚洲和欧洲的优惠贸易协定。但这些都无法扭转美国创新能力的衰落。在亚太，拟议中的协定更可能给这一地区带来分裂，而不是统一。

进一步关注市场需求和篮子货币汇率，引导市场预期，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的主要货币目标。IMF最近表示人民币已经合理估值，这意味着人民币有望在2015年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虽然中国经济取得显著增长，但仍存在房地产调整、工业产能过剩、金融风险、通缩风险和就业结构问题。为此，政府把经济朝增长较缓的“新常态”调整，使之向以创新为基础，提供更多公共商品与服务的方向转型，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在美国国会的首肯下将获得“快速通道”授权，从而避开了公开辩论。TPP会带来新的刺激，会向海外转移就业机会，会增加企业收益，会减少海外和来自美国环境与工人的贸易保护。其拥趸们声称，通过TPP对中国进行迂回包抄是必要的。

金融工程很大程度上只让最富裕阶层获益。货币宽松政策未能刺激后危机时期的经济体出现有意义的复苏。全球经济面临陷入一连串危机的威胁。就像中国总理李克强所强调的，要化解这一切，答案是下决心进行结构性改革。

鉴于亚洲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可能，世界银行和IMF的负责人明确表达了对亚投行的支持与合作愿望。亚投行并不存在美日辩称的一票否决问题，也并非缺少“高标准”，同样也不存在对成员资格的限制，以及所谓的中国赢，美国输。

美国反对亚投行是对全球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误读。亚投行不会挑战现有金融机构，它是通过基础设施开发，创建一种新的双赢合作模式。中国表示亚投行的大门仍然向美国打开。

过去两年，华盛顿一直游说反对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今，近50个国家加入或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丹•斯坦伯克认为，美国的反对反映了某种更深层挑战，那就是调整美国例外论，适应世界经济多极时代。

美国眼中的“汇率操纵”，或者不公平币值低估，是很难从经济角度来界定的概念，尤其对中国。中国对美国确实存在贸易顺差，但正如杰弗里·弗兰克尔所说，汇率本身对出口竞争力意义不大。

美国国会不能通过IMF改革议案是中国创建亚投行的原因之一。美国没有处在这个新机构的中心，但仍有时间在国会培养共识，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同时满足其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有足够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要求。

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建设新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距他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宣布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仅仅隔了一个月。这两项倡议，加上随后2014年成立的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同年秋天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人类发展构建了新范式。

中国《外国投资法》征求的公众意见来自外企、律师和决策者，尽管尚未最后完成，但它的趋势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来投资和规范投资行为。潘晓明分析，该法的新内容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外资结构。

欧洲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人民币汇率下降，但这种贬值是在中国央行审慎观察和有意而为的情况下发生的，目的是测试欧洲量宽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增加人民币的弹性和国际化水平，将更好的防范人民币的贬值。

为提高GDP含金量，使GDP增长速度更合理、更可持续，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必然。改革关键要素是增速放缓，制造业升级，城乡差距缩小，资本输出，中等收入消费阶层壮大，新兴业态与中小企业成为增长发动机。

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常态”成为中国的流行词。在2014年11月10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新常态”的特点是增长较慢、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