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人民币汇率不仅需要全面反击卖空投机，更重要的，是扭转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并管理好预期。以新汇率指数代替旧指数并不会让国际市场认可，人民币仍需锚定美元，以建立市场信心。

“十三五”时期，中国必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全方位地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系统性的金融支持。一个高效的金融运行体系将是中国未来竞争能力的关键。

量宽政策也许可以解释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动荡，因为低利贷款不断助长着人们对价格持续上升的预期。2015年中国的崩溃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而那场危机本身就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泡沫的后果。

当前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完全是中国央行为了满足人民币“入篮”而采取过多干预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以及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都会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人民币“入篮”是一把双刃剑，不能高估它的意义与影响，短期来说更是如此。

IMF正式将人民币列为SDR篮子中五大硬通货之一的决定，以及中国为此耗时五年左右的自由化改革，很可能被经济史学家记录下来，获得与几乎恰好一个世纪前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相媲美的关注。

中国领导人最近的承诺表明，他们在执着地追求名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愿景，而且新的领域正在被添加进来。

随着中国的人民币被纳入精英货币，以及美联储开始加息，按照传统知识，将出现人民币贬值和美元坚挺这一简单的长期趋势。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

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增加SDR的代表性、公正性和稳定性，增加成员国储备资产的选择性，同时也将倒逼中国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必须强化供给侧，通过改革真正创造新供给和“效率红利”。 而在未来五年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提高资本形成效率。

中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新战略恰与G20杭州峰会主题相呼应，它表明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战略正在成型。相关努力将集中在四个方面：创新、改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以及包容与协调发展。

无论是东盟共同体的经济整合程度，还是各成员国在政治安全政策上的协调程度，抑或各国的社会文化融合程度，均远远无法与欧盟相比。东盟共同体具有明显的“亚洲特色”，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展成为另一个欧盟。

目前格局下油价走势与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没有稳定的内在联系，而更多是受大进大出的金融资本影响。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油价会处在一个低迷状态，即使价格暂时飙升，也是昙花一现。

中国已成为中亚主要贸易伙伴，这一成就主要在于Dordoi巴扎在该地区的成功。然而，要在中亚地区提高公众形象，缩短软实力差距，北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以及IMF将人民币纳入SDR等，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出了新要求。但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中国应全面建立风控框架，掌握资本流向的主动权。

刚刚结束的APEC峰会具有包容、协调、引领、安全等多重内涵，它重申包容性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重申推进亚太自贸区目标，强调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并为中美提供了沟通交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