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商品贸易上顺差，就如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有顺差一样，是两国经济结构差异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置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于不顾，一定要对中国单方面实施霸道的“301条款”，可能最后的结果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肯定希望有一个独立但却友好的缓冲国。为此，它拒绝美国提出的对朝鲜实施毁灭性经济制裁的要求。但这种立场并不代表它想惹怒美国，而是北京认为这攸关国家安全。

唐纳德·特朗普最近下令，让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对中国涉嫌剽窃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试图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在政府进行调查的同时，企业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个健全的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应当包括企业与中方经营伙伴或人员的保密协议、周密的知识产权注册与文档化规程，以及对侵权者展开积极诉讼。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决定采取单方行动解决与中国的知识产权纠纷，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美国应该通过现有WTO框架解决问题。

美国政府既为匿名通信软件提供资助，同时又试图破解。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推动其国家信息通讯技术领军企业在全球的成功，一方面又在其自认为的网络领土边界设立越来越高的防火墙。如果国家无法在本国网络事务上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那么诸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等试图为全面协议奠定基础的机构又有多大成功几率呢？

格雷厄姆•阿利森对中美冲突过程的描述，即他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外交政策圈引起了激烈辩论。本文作者杰瑞德•麦金尼探究了林蔚在最近一篇批评性文章中的观念差异，尤其是那些林蔚用来说明姑息迁就比审慎的对抗更加危险的历史性证据。

假如决定美国政策的是激情、无知和短视，那么对维持和平关系的期望就要大大降低。特朗普总统不傻，但在让自己受到教育之前，他是在冒险做蠢事，而中美两国和亚洲多数国家要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短期内，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也许与外交政策有关，如对朝鲜的立场转硬，或发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为美国采取更具惩罚性的经济措施。

美国众议院本月14日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的涉台条款，冲撞、违反一中政策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政府应该很好总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教训，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对中美整体关系的冲击和干扰。

将朝鲜问题外包给中国至今从未见效，这次更不可能生效。无疑，中国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或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眼下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正在令本来完全不可取的空袭选项变得更有可能，除非特朗普能想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为了说服中国，美国需要作出很多让步，比如承诺如果朝鲜弃核，美国将撤除部署在韩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并承诺不会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美军向北调动。然而，毫无耐心、行事冲动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相信，中国并不想合作，而是打算用其他方式对付朝鲜。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这种由个性主导的戏码对美中政策来说意味着该地区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维护地区稳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标。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呈现积极进展，然而两国关系仍存在隐忧。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将举行，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特朗普政府也认识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道路需要途经北京”。中美需要相向而行，为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战略保证”。

虽然美国政府常年来一直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钢铁业却持续处于困境。特朗普总统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推出了一套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议程，但他却继续无视困扰美国钢铁业的真正问题。

布鲁塞尔与北京新的友好关系源自欧洲与中国日益趋同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与美国日益背离的战略利益。虽然这一转变被认为是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真空的反应，但事实上，布鲁塞尔与北京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稳步发展，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遭遇压力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