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决定采取单方行动解决与中国的知识产权纠纷，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美国应该通过现有WTO框架解决问题。

美国政府既为匿名通信软件提供资助，同时又试图破解。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推动其国家信息通讯技术领军企业在全球的成功，一方面又在其自认为的网络领土边界设立越来越高的防火墙。如果国家无法在本国网络事务上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那么诸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等试图为全面协议奠定基础的机构又有多大成功几率呢？

格雷厄姆•阿利森对中美冲突过程的描述，即他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外交政策圈引起了激烈辩论。本文作者杰瑞德•麦金尼探究了林蔚在最近一篇批评性文章中的观念差异，尤其是那些林蔚用来说明姑息迁就比审慎的对抗更加危险的历史性证据。

假如决定美国政策的是激情、无知和短视，那么对维持和平关系的期望就要大大降低。特朗普总统不傻，但在让自己受到教育之前，他是在冒险做蠢事，而中美两国和亚洲多数国家要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短期内，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也许与外交政策有关，如对朝鲜的立场转硬，或发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为美国采取更具惩罚性的经济措施。

美国众议院本月14日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的涉台条款，冲撞、违反一中政策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政府应该很好总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教训，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对中美整体关系的冲击和干扰。

将朝鲜问题外包给中国至今从未见效，这次更不可能生效。无疑，中国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或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眼下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正在令本来完全不可取的空袭选项变得更有可能，除非特朗普能想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为了说服中国，美国需要作出很多让步，比如承诺如果朝鲜弃核，美国将撤除部署在韩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并承诺不会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美军向北调动。然而，毫无耐心、行事冲动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相信，中国并不想合作，而是打算用其他方式对付朝鲜。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这种由个性主导的戏码对美中政策来说意味着该地区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维护地区稳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标。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呈现积极进展，然而两国关系仍存在隐忧。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将举行，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特朗普政府也认识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道路需要途经北京”。中美需要相向而行，为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战略保证”。

虽然美国政府常年来一直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钢铁业却持续处于困境。特朗普总统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推出了一套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议程，但他却继续无视困扰美国钢铁业的真正问题。

布鲁塞尔与北京新的友好关系源自欧洲与中国日益趋同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与美国日益背离的战略利益。虽然这一转变被认为是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真空的反应，但事实上，布鲁塞尔与北京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稳步发展，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遭遇压力的情况下。

新对话机制是对中美先前高层对话机制的延续和升级，为中美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象征着中美关系未来之门的开启。

冷战结束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形成的背景引发了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身份认同”的认真反思。虽然力量平衡的转移、社会化以及危机的出现促使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但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却未能取得同样的进展。面对从联合国体系向全球治理的转变，中国应当考虑减少对近70年前成立的国际正规机构的关注，转而关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如G2、G20）的创新机制。

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对其他三个内阁级别的对话、7月两国元首在G20会议期间的会晤以及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的访华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