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特朗普总统疏远全球化和全球领导地位之机，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转变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决意在本地区及更远地方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会被削弱或取代？特朗普的孤立主义确实为中国提供了弥补全球治理缺陷的机遇，但中国并不准备取代美国的领导角色，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在硬实力上远不及美国，还由于中国仍不能有效发挥其软实力。

特朗普政府介入南海问题的执行“效率”显然超过前任奥巴马政府，显示出特朗普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直逐利益、讲究效率的本质。中国政府应坚持在战略层面上保持清晰的认识和定力，在战术层面上形成常态化的应对方案，一定程度上“借势发力”巩固在南海的维权行为。

在制定出战略之前，美国政府各部门有关中国的信息仍将混乱而矛盾，对于正确的行动顺序仍将充满异议和草率，我们争取中国合作的能力受到束缚。由于怀疑美国政策的坚定性和一致性，北京对允诺美国的倡议犹豫不决。本届政府在规划下一步对华政策时，应该扩大关注的范围。

中国在商品贸易上顺差，就如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有顺差一样，是两国经济结构差异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置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于不顾，一定要对中国单方面实施霸道的“301条款”，可能最后的结果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肯定希望有一个独立但却友好的缓冲国。为此，它拒绝美国提出的对朝鲜实施毁灭性经济制裁的要求。但这种立场并不代表它想惹怒美国，而是北京认为这攸关国家安全。

唐纳德·特朗普最近下令，让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对中国涉嫌剽窃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试图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在政府进行调查的同时，企业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个健全的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应当包括企业与中方经营伙伴或人员的保密协议、周密的知识产权注册与文档化规程，以及对侵权者展开积极诉讼。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决定采取单方行动解决与中国的知识产权纠纷，这是一个错误。相反，美国应该通过现有WTO框架解决问题。

美国政府既为匿名通信软件提供资助，同时又试图破解。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推动其国家信息通讯技术领军企业在全球的成功，一方面又在其自认为的网络领土边界设立越来越高的防火墙。如果国家无法在本国网络事务上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那么诸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等试图为全面协议奠定基础的机构又有多大成功几率呢？

格雷厄姆•阿利森对中美冲突过程的描述，即他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外交政策圈引起了激烈辩论。本文作者杰瑞德•麦金尼探究了林蔚在最近一篇批评性文章中的观念差异，尤其是那些林蔚用来说明姑息迁就比审慎的对抗更加危险的历史性证据。

假如决定美国政策的是激情、无知和短视，那么对维持和平关系的期望就要大大降低。特朗普总统不傻，但在让自己受到教育之前，他是在冒险做蠢事，而中美两国和亚洲多数国家要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短期内，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也许与外交政策有关，如对朝鲜的立场转硬，或发生海上意外事件，又或者因为美国采取更具惩罚性的经济措施。

美国众议院本月14日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的涉台条款，冲撞、违反一中政策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政府应该很好总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教训，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对中美整体关系的冲击和干扰。

将朝鲜问题外包给中国至今从未见效，这次更不可能生效。无疑，中国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或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眼下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正在令本来完全不可取的空袭选项变得更有可能，除非特朗普能想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为了说服中国，美国需要作出很多让步，比如承诺如果朝鲜弃核，美国将撤除部署在韩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并承诺不会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美军向北调动。然而，毫无耐心、行事冲动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相信，中国并不想合作，而是打算用其他方式对付朝鲜。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这种由个性主导的戏码对美中政策来说意味着该地区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维护地区稳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标。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