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本月14日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的涉台条款，冲撞、违反一中政策是显而易见的。特朗普政府应该很好总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教训，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对中美整体关系的冲击和干扰。

将朝鲜问题外包给中国至今从未见效，这次更不可能生效。无疑，中国的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或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眼下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正在令本来完全不可取的空袭选项变得更有可能，除非特朗普能想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为了说服中国，美国需要作出很多让步，比如承诺如果朝鲜弃核，美国将撤除部署在韩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并承诺不会将驻扎在朝鲜半岛的美军向北调动。然而，毫无耐心、行事冲动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相信，中国并不想合作，而是打算用其他方式对付朝鲜。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这种由个性主导的戏码对美中政策来说意味着该地区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维护地区稳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标。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呈现积极进展，然而两国关系仍存在隐忧。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将举行，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特朗普政府也认识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道路需要途经北京”。中美需要相向而行，为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战略保证”。

虽然美国政府常年来一直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钢铁业却持续处于困境。特朗普总统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推出了一套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议程，但他却继续无视困扰美国钢铁业的真正问题。

布鲁塞尔与北京新的友好关系源自欧洲与中国日益趋同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与美国日益背离的战略利益。虽然这一转变被认为是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真空的反应，但事实上，布鲁塞尔与北京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稳步发展，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遭遇压力的情况下。

新对话机制是对中美先前高层对话机制的延续和升级，为中美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象征着中美关系未来之门的开启。

冷战结束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形成的背景引发了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身份认同”的认真反思。虽然力量平衡的转移、社会化以及危机的出现促使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但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却未能取得同样的进展。面对从联合国体系向全球治理的转变，中国应当考虑减少对近70年前成立的国际正规机构的关注，转而关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如G2、G20）的创新机制。

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对其他三个内阁级别的对话、7月两国元首在G20会议期间的会晤以及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的访华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既不应该成为对手，也不可能成为盟友。其实，中美之间已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伙伴特征。结伴同行，惠及双方，应当成为中美有效合作的形式和路径。

“想哭”勒索攻击事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宝贵的启示，澄清了一些国际互联网合作的迷思。这些启示也将给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带来帮助。

美国应当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如前美国贸易代表和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有助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美国就应当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方”。并且，美国公司将有各种机会从“一带一路”投资中获益。

正当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事件进行调查之时，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正在制造出一个更加独断、决意抗衡美国势力的俄罗斯，同时迫使其转向中国。

从近期南海最新动向看，美国新政府南海政策正日趋成形。但南海问题不再是特朗普政府优先议题，“自由航行计划”不会是美国南海政策或者亚太战略的全部内容，中美关系仍在稳定发展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