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最近下令，让美国贸易代表决定是否对中国涉嫌剽窃美国知识产权展开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试图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在政府进行调查的同时，企业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个健全的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应当包括企业与中方经营伙伴或人员的保密协议、周密的知识产权注册与文档化规程，以及对侵权者展开积极诉讼。

美国政府既为匿名通信软件提供资助，同时又试图破解。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推动其国家信息通讯技术领军企业在全球的成功，一方面又在其自认为的网络领土边界设立越来越高的防火墙。如果国家无法在本国网络事务上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那么诸如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等试图为全面协议奠定基础的机构又有多大成功几率呢？

随着中国新《网络安全法》不可避免地即将生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外国企业能够做些什么来适应或者减轻该法的影响。中国的政治计划从各方面说都是自我生成的，这几乎自动意味着与外国商业同行的接触是受限的，或者是受控制的。外国企业必须明白这一点，以便定位自身对经济发展进程的潜在贡献，使其成为一个增长路径。

对西方外交官来说，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肯定是如何有效让中国参与，以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与稳定，这也是中国的合作战略明确提出来的目标。冷漠的中国会让北京那些主张对全球互联网规范采取更强硬、更孤立态度的声音得逞吗？满足中国的某些希冀，如高调出席中国的旗舰式活动，也许不仅能为更广泛的参与和信任打基础，还能为中国体制内旨在加强与外国交融的声音提供支持。

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引起外国企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相当消极的反应。由地缘战略对手发起、以干扰政治体制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渗透，正是北京一向担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似乎已经是受害者。

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家互联网战略，目标是在本世纪内使中国成为网络强国。这不仅对中国如何在国内改造ICT，也将对中国在全球战略上的自我定位产生深远影响。

规则，或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相较于国际法更为快捷、灵活的网络空间管理方式。虽然中美两国已经开始在国际法框架内探讨诸如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议题，但从目前来看，双方还很难在不久的将来就这些议题达成协议或者建立互信。

罗吉尔•克里默斯认为，要想保持全球互联网的持续发展，西方就必须明白，中国也有其必须被尊重的合理利益和主张，即便其政治体系的基础价值观和西方完全对立。相应的，中国也必须明白这一事实，在全球舞台上不是所有规则都是美国扩张自身权力的工具；为了维持全球的稳定和繁荣，中国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中国的网络治理立场是，互联网只是物理空间的反射，因此应当遵循类似那种不允许外来干涉的规范。乌镇大会之后，如何在网络空间与中国相处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奥巴马政府正计划出台经济制裁措施来惩罚从网络间谍行为中获益的中国企业。鉴于对什么是网络危害，以及对网络空间的通行规则没有明确的界定方法，因此呼吁制裁也许主要是一个政治信号，针对中国也同样针对国内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