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对话机制是对中美先前高层对话机制的延续和升级，为中美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象征着中美关系未来之门的开启。

冷战结束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形成的背景引发了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身份认同”的认真反思。虽然力量平衡的转移、社会化以及危机的出现促使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但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却未能取得同样的进展。面对从联合国体系向全球治理的转变，中国应当考虑减少对近70年前成立的国际正规机构的关注，转而关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如G2、G20）的创新机制。

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对其他三个内阁级别的对话、7月两国元首在G20会议期间的会晤以及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的访华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既不应该成为对手，也不可能成为盟友。其实，中美之间已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伙伴特征。结伴同行，惠及双方，应当成为中美有效合作的形式和路径。

“想哭”勒索攻击事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宝贵的启示，澄清了一些国际互联网合作的迷思。这些启示也将给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带来帮助。

美国应当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如前美国贸易代表和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有助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美国就应当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方”。并且，美国公司将有各种机会从“一带一路”投资中获益。

正当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事件进行调查之时，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正在制造出一个更加独断、决意抗衡美国势力的俄罗斯，同时迫使其转向中国。

从近期南海最新动向看，美国新政府南海政策正日趋成形。但南海问题不再是特朗普政府优先议题，“自由航行计划”不会是美国南海政策或者亚太战略的全部内容，中美关系仍在稳定发展的轨道上。

尽管特朗普政府经济上向内转，但美国仍有能力支配全球。不过，中国有越来越多机会分享全球领导力，如果美国认识不到美中关系是正和博弈的话，中国最终有可能凭借全球领导力与创新在经济上赶超。

在可预见的未来，特朗普政府将受制于特别检察官的“通俄”调查。它会如何影响白宫与中国的关系呢？

政策制定者打算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记住，毛泽东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投下过长长的影子。他青年时代对美国的仰慕，以及后来对美中和解的期待，都被他对外国列强羞辱、入侵、瓜分中国的印象否定了，这导致他对美国极不信任。不管承不承认，这个始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历史文脉是中国与西方交往时的微妙参考框架。

海上贸易占世界贸易的90%，因此像马六甲海峡这样的国际“咽喉”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贸易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无野心控制这些海峡，但也不希望这些海峡被他人控制。中国航母在海外所带来的心理效应有助于“不战而屈人之兵”。

崛起的中国和拥核的朝鲜这两大安全担忧促使五角大楼支持一项未来五年内投入75亿美元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计划，但这是否符合特朗普政府更广泛的政策和亚太军事立场仍有待观察。

特朗普政府的两位重要阁员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3月宣布，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将支付美国制裁历史上最大一笔刑事罚金。只要朝鲜问题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华外交政策议题，针对中国公司的经济制裁就会退居次席，以实现让中国对朝鲜政权施压的目标。

特朗普政府对亚洲的态度缺乏明确性与一致性，导致该地区陷入了安全困境。美国的行动与无所作为，为军备竞赛和更多的地区不稳定制造了空间。为消除眼下初见端倪的安全困境，美国必须着手实施连续性的接触政策和明确的亚洲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