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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从美国转向欧盟寻求贸易和投资

2017-07-03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一天后,《世界报》宣称:“我们都是美国人。”但当美国的军事报复行动席卷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后,美欧源自共享苦难的蜜月期很快便走到了尽头。相反,由于对布什总统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存在巨大分歧,大西洋两岸深远的裂痕开始显现。

当下,很多人都体会到一种奇特的似曾相识感。

似曾相识的跨大西洋裂痕

特朗普总统刚刚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应对通俄危机,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就暗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亲密盟友。大西洋两岸的分析人士随即开始大声疾呼,警告美欧关系可能会出现划时代的转变。此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出访德国期间呼吁,中欧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全球化进程。

正是这份共识让中国和欧盟开始为拯救抗击气候变化的全球协定作准备,特朗普声称将退出该协定。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和李克强总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和中国承诺将致力于全面执行巴黎气候协定。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变得忧心忡忡。《纽约时报》的一则新闻标题反映出这种忧惧:“中国在特朗普和德国的裂痕中看到机遇”。像往常一样,这一转变被认为是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真空的反应。但事实上,布鲁塞尔与北京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稳步发展,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遭遇压力的情况下。

与美国一样,欧盟的确信奉西方独特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但与华盛顿不同的是,布鲁塞尔不认为欧洲应当成为照耀世界的“闪耀之光”。布鲁塞尔也不分享华盛顿全球军事优势的战略利益。欧洲偶尔会支持美国救世主般的政权更迭行动,但这些行动通常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想想托尼·布莱尔在入侵伊拉克之后政治生涯的断送,或者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干预北非和中东后支持率的暴跌,又或是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对美国“民主促进”时断时续的军事支持。在英国,布莱尔的失势为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后来上台铺平了道路,而后者对美国的一贯依赖助推了英国脱欧。在法国,奥朗德的失去民心导致社会党阵营分崩离析,并帮助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取得大选胜利。在意大利,伦齐的行为令贝佩·格里洛领导的激进中间偏左的五星运动和马泰奥·萨尔维尼领导的激进中间偏右的北方联盟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可能。

中欧美贸易投资转变

过去20年中,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和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图表1)。

图表1 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a)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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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服务贸易(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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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美国和欧盟与中国的直接投资(单位: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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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由于同样的货物或服务在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定义稍有不同,这导致三方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美国的投资数据与其他机构如荣鼎咨询公司相比倾向于更加保守。

来源:欧盟数据:欧盟委员会。美国数据:(a)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网 ,(b)和(c)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在货物贸易领域,美国和欧盟相对中国都拥有大量逆差。美欧都从中国进口数千亿美元的货物。但美国对中国的逆差几乎是欧盟的两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增长最为迅猛的出口目的地,欧盟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几乎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两倍。

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和欧盟相对中国都拥有大量贸易盈余。这种情况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中很典型,前者更接近创新前沿,而后者寻求追赶技术差距。但美欧的贸易盈余与以往相比都出现了大幅减少。随着中国公司变得更具竞争力,这种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虽然中国希望美国可以向中国公司进一步开放高科技产业,但这种愿望很难实现,因为华盛顿认为中国公司涉嫌参与科技间谍和国家安全活动,我们可以从本世纪中国石油巨头中海油及信息通讯技术巨头华为高调收购美国公司的纷争上看出这种担忧。

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美国和欧盟都有大量逆差,但欧盟逆差为美国的三倍,这不仅仅是因为欧盟公司远比美国同行更热心投资中国。虽然欧盟公司对中国的投资远超中国对欧盟,但随着中国资本开始走向世界,这种状况自2010年代早期起开始发生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公司对欧洲的投资已经远超对美投资。

欧盟成员贸易敞口转变

如果我们将关注点从欧盟整体转向个体成员国,这些趋势会变得愈发明显。

二战结束后,作为领先出口国,美国经济曾短暂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在过去15年中,随着中国加入WTO,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以从欧盟主要成员国对美中两国贸易敞口数据对比中窥见一二。

比较后可以发现,虽然按相对价值计算,欧盟前8个成员国(其经济总量占欧盟GDP超过80%)对美国的出口一直超过对中国出口,但欧洲从中国的进口额却持续增长。英国对美国的出口或许高于中国,但从两国进口的规模相当。作为欧洲最大增长发动机的德国也是如此,对中国的进口与出口持平;法国也同样。在意大利,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而欧洲较小规模经济体——西班牙、荷兰、瑞典和波兰——也存在类似趋势(图表2)。

图表2 欧盟对美国和中国贸易敞口排名前8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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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红球代表对中国贸易敞口;蓝球代表对美国贸易敞口

来源: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数据来自CIA世界概况

未来几年,中欧经贸关系很可能通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外国投资继续增强。此外,随着中国从净出口和投资转向消费和创新,欧洲科技企业和品牌很可能在中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欧在创新领域的合作也会随之兴盛。

中欧经济利益趋同

布什时代,由于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和欧洲几乎分道扬镳。现在,双方在经济联系和气候变化上的深刻裂痕又助长了结束关系的呼声。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尤其凸显了这一态势。报告认为,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在全球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遭受了巨大打击。然而,这种观点错在它认为这种趋势是新近发生的,主要反应了人们对特朗普总统的反感。

事实上,这是美国从二战后国际主义和自由贸易向冷战后民族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转变的一个长期趋势。特朗普的当选是基于对这一趋势的利用,而非创造。正如美国民众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这股趋势于越南战争余波中浮现,随着“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伊拉克増兵,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增强。欧洲和中国领导人均视这种趋势为美国的全球风险(图表3)。

图表3 从二战后国际主义到冷战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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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问题:“美国应在国际上只关注本国事务,让其他国家自力更生。”

注释:1964年之后的数据来自“公众对美国的世界地位犹豫不决、存在分歧”,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4月。

来源:“探索动荡世界中的美国角色”, 兰德公司,研究摘要,2017。

把德国总理默克尔推向中国的不仅仅是特朗普,还有近30年美利坚帝国的新保守主义梦想、民主党人的自由派干涉主义以及自里根革命以来美式福利国家的逐步解体。这些帝国主义幻梦、政权更迭政策、放任保守主义的理念,无一在欧洲拥有大量支持者。

虽然大西洋两岸倾向于共享相似的价值观,但双方的利益却开始背离,与此同时中国和欧盟的利益却开始趋同。在中欧关系上,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抵御气候变化与中国利益攸关,北京与布鲁塞尔的共识远超华盛顿与布鲁塞尔。这种转变不应仅仅被归结为特朗普上台。从历史上看,这是从里根革命时代就早已开始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