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无论何种形态都会有第三方，而第三方行为受战争环境和交战方身份的影响。在乌克兰战争中第三方既是调节者，又是冲突直接或者间接的相关方。受战争环境的影响，乌克兰战争中的第三方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即核心国家、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核心国家是指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8国，而中心国家则是除G7外的北约成员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伊朗和朝鲜，而边缘国家由上述国家外的全球南方国家组成。随着乌克兰战争向长期化发展，第三方行为已逐渐成为影响战争走势的关键因素。

随着双方不断强化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不断亮出直接对抗的军事底牌，俄乌冲突的确存在局部冲突失控而升级为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最近加大了反华运动的火力。在1 月 31 日的国会证词里，他对中国日益严重的黑客活动敲响警钟。他警告说，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电信、能源、交通和水，极易受到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 “伏特台风”（Volt Typhoon）的攻击。《纽约时报》头版的报道更增添了这种紧迫感。

中美必须努力理解对方的心态，共同努力降低风险和增强稳定性。双方都不应基于各自的海洋安全认知，在世界范围内对对方采取单方面行动。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推动停火谈判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并团结南方国家发出集体声音。

作为人工智能领军者，中美既要避免人工智能技术无序扩散带来的风险，也要避免因为缺乏互信而滑入“零和博弈”陷阱。中美从意愿和能力上具备合作条件，但在人工智能发展理念、价值观、与技术合作的捆绑、法律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亟需通过一轨和二轨对话加强沟通，为合作提供基础。

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帮助乌克兰夺回失去的土地并获胜很难在2024年实现。为此，西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消耗战的措施。

2024年1月12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在访问基辅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为期十年的《英国-乌克兰安全合作协议》。这份条约的签订有两个重要背景。

赖清德当选后暂不会放开手脚推动“台独”，不会在美国大选年“添烦添乱”。台海维持和平是最符合美国当前利益的合理选项，只是拜登政府可以约束行政机关和赖清德的言行，但恐难约束国会议员尤其是共和党议员。

近期，因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经过红海领域的国际商船而引发的红海危机出现了进一步升级的危险。先是2024年1月12日凌晨，美国和英国出动战斗机对也门本土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需要讨论各个时间维度及层面的不同风险，也需持续关注最重要的战略性风险，并引领应对此类风险的全球治理议程。

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的各说各话，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竞争面导致美国要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中国念兹在兹的是两岸必然走向统一，美国希望的是“和而不统”“分而不独”的维持现状。目标上的差异导致双方仍将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较长期的博弈。

从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新一轮冲突，2023年的中东地缘政治发展脉络可谓“先缓后紧”。

人工智能这一新领域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技术，也是最具争议的技术。对其加强监管的需求跨越文化和国界，可能成为美国和中国合作的机会，从而促进更广泛的利益。

从乌克兰战争参与各方的战争能力和意愿来看，走出战争僵局的条件还未形成。未来一年不仅是对参与各方战略信心和耐心的考验，也将是对各方制度韧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