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美西方围堵打压的俄罗斯将在今年的“大金砖合作”中竭力推进四大目标，从而使金砖染上浓厚的“俄罗斯色彩”，而这种色彩恰恰是美国最为忌惮、惧怕和防范的。

以色列日益陷入国际孤立，让一直作为其“坚强后盾”的美国政府力不从心。

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商业和军事应用中的爆炸式增长，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更多对话协商，并将更多非政府层面利益攸关方纳入其中。在正式外交渠道之外，举行包含非政府专家的一轨半和二轨对话将有助于建立信任，推动创新解决方案的形成，并在国家之间达成共识。

为重振创新和树立市场信心，美中两国应以非常规方式在中东、非洲等地区开展合作。这将不仅提供新的商业场景，也将为未来全球治理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

在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领导下，菲律宾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同时，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促使菲律宾加入新近成立的四方机制，以加强安全合作。尽管小马科斯强调外交解决方案，但由于该国对此前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存在自相矛盾的解读，紧张局势持续存在，从而可能导致地区形势更加复杂。

要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特别是以巴之间的和平，巴勒斯坦的地位需要作出意义的改变，那就是其主权必须被确立和承认。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将是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

无论俄乌冲突如何结束，俄罗斯以欧洲为根基的世界大国雄心都不会改变。中俄关系是稳定和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智慧是中俄关系之舵。

美国对华战略叙事的特点是进攻性越来越强，工具性越来越明显，目的性越来越集中，且正在从一般的竞争性的战略叙事滑向对抗性的危险叙事。这对于维持中美正常对话十分不利。

中亚归根结底不太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距离，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邻近，而且它们已经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国内产能不足让美国有动机与盟伴国家和地区联合生产武器，但这也可能导致武器跨境扩散，加剧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增加冲突风险。

此轮以色列与伊朗的互撕突破了以往双方恪守的边界和底线，让华盛顿忧喜参半。

美国对乌政策的前景可能会受到今年美国大选的挑战。总统选举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美国愈发难以为乌克兰付出更多。

莫斯科恐袭案说明恐怖主义并未远去。当前全球反恐正面临三种全新的挑战。

美国政府应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设定边界，避免将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旷日持久的乌克兰战争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冲突，预示着全球治理终将回归现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