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商业和军事应用中的爆炸式增长，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更多对话协商，并将更多非政府层面利益攸关方纳入其中。在正式外交渠道之外，举行包含非政府专家的一轨半和二轨对话将有助于建立信任，推动创新解决方案的形成，并在国家之间达成共识。

为重振创新和树立市场信心，美中两国应以非常规方式在中东、非洲等地区开展合作。这将不仅提供新的商业场景，也将为未来全球治理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

在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领导下，菲律宾外交政策发生转变。同时，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促使菲律宾加入新近成立的四方机制，以加强安全合作。尽管小马科斯强调外交解决方案，但由于该国对此前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存在自相矛盾的解读，紧张局势持续存在，从而可能导致地区形势更加复杂。

要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特别是以巴之间的和平，巴勒斯坦的地位需要作出意义的改变，那就是其主权必须被确立和承认。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将是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

无论俄乌冲突如何结束，俄罗斯以欧洲为根基的世界大国雄心都不会改变。中俄关系是稳定和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智慧是中俄关系之舵。

美国对华战略叙事的特点是进攻性越来越强，工具性越来越明显，目的性越来越集中，且正在从一般的竞争性的战略叙事滑向对抗性的危险叙事。这对于维持中美正常对话十分不利。

中亚归根结底不太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距离，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邻近，而且它们已经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国内产能不足让美国有动机与盟伴国家和地区联合生产武器，但这也可能导致武器跨境扩散，加剧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增加冲突风险。

此轮以色列与伊朗的互撕突破了以往双方恪守的边界和底线，让华盛顿忧喜参半。

美国对乌政策的前景可能会受到今年美国大选的挑战。总统选举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美国愈发难以为乌克兰付出更多。

莫斯科恐袭案说明恐怖主义并未远去。当前全球反恐正面临三种全新的挑战。

美国政府应为对华科技竞争政策设定边界，避免将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与产业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领域建立机制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旷日持久的乌克兰战争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冲突，预示着全球治理终将回归现实政治。

战争，无论何种形态都会有第三方，而第三方行为受战争环境和交战方身份的影响。在乌克兰战争中第三方既是调节者，又是冲突直接或者间接的相关方。受战争环境的影响，乌克兰战争中的第三方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即核心国家、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核心国家是指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8国，而中心国家则是除G7外的北约成员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伊朗和朝鲜，而边缘国家由上述国家外的全球南方国家组成。随着乌克兰战争向长期化发展，第三方行为已逐渐成为影响战争走势的关键因素。

随着双方不断强化针锋相对的政治立场、不断亮出直接对抗的军事底牌，俄乌冲突的确存在局部冲突失控而升级为一场欧洲全面战争的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