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与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为角逐白宫大位展开激烈的竞选造势，相关动态受到美国内外各界密切关注。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二人（或更宽泛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有较为一致的认知，即仅限于策略性调整，难以出现实质性变化。而观察近年快速兴起的“武器化派”及其对美国政府的施政影响，对研判2024年大选结果给美国对华政策带来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武器化派”的兴起及核心主张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美国战略界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美国政府是应该让中美相互依存继续发挥“压舱石”的积极作用，还是将其“武器化”，甚或切断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中，主张运用美国强大的全球盟伴体系、强有力的金融科技工具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等全球性优势资源，在战略上利用相互依存关系遏制中国发展的“武器化派”影响力最大，成为影响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力量。

作为一种政策理念，“武器化”在特朗普2017年执政后逐渐成为其任内处理对华关系的主导性原则。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和拉里·库德洛、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国务卿雷斯克·蒂勒森、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等人是特朗普政府“武器化派”的主要代表。在对华问题上，上述人士强调利用中美经贸科技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运用国家政策工具（如征收高额关税），将美国的优势“武器化”，以重构中美经贸关系，抵消来自中国的威胁，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武器化”成为美国两党对华政策最大公约数

“武器化派”是美国战略界反思和辩论对华政策的结果。“脱钩派”与“接触派”之间的激烈辩论，催生了融合两派部分政策主张的“武器化派”。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且长期化的背景下，“武器化派”的相关政策理念正成为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最大公约数。

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宫初期，在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和罗伯特·奥布莱恩等保守派人士影响下， “脱钩派”成为美国行政当局主流。这些人将美国视为全球化发展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受害者”，主张实行战略收缩，甚至回归孤立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严重威胁”，认为中美贸易往来是零和博弈，主张切断与中国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联系，实现强行“脱钩”。然而，在班农、纳瓦罗等“脱钩派”引导下陆续推出的对华举措侵害了美国传统上与中国深度接触的全球主义者的利益，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在与美国产业界、科技界的互动过程中调整对华政策，并最终采用以“武器化派”为主“脱钩派”为辅的政策思维。这是“武器化派”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武器化派”的兴起也与“接触派”的迅速边缘化密切相关。近些年，在美国对华强硬的政治氛围下，“接触派”日益有悖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那些曾强调与中国交流、对话与合作的战略人士，如今是以对华“稳定派”或“竞争共存派”等面目出现。这一群体曾长期占据对华政策主流位置，前助理国防部长、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者詹姆斯·斯坦伯格，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学者董云裳（Susan Thornton）等智库专家与高校学者，都是“接触派”代表。这些人高度肯定相互依存关系对缓和中美紧张、化解潜在冲突、引领全球发展的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他们仍主张深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维持两国各领域接触。然而，在中美关系至今仍无实质性好转的情况下，这些政策理念在美国战略界所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潜在走向

拜登2021年入主白宫后，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和“武器化派”的政策主张，但他祛除了“脱钩派”的影响力，日益呈现出以“武器化派”为主“接触派”为辅的对华政策思路。这与特朗普执政中后期以“武器化派”为主“脱钩派”为辅的思路有较大重合，可见，“武器化派”及其主张已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主流。在形塑“武器化派”未来走向的诸多因素中，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是最关键的变量，将直接决定“武器化派”在美国新一届政府中的影响力。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奥布莱恩、博明、莱特希泽等“脱钩派”和库德洛、姆努钦等“武器化派”可能再次入阁，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第一任期的翻版，对华政策也将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但总体而言，“武器化派”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类似的，对华关系“武器化派”在民主党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可能性也较大。拜登执政三年多以来，“武器化派”在其执政团队中的人数持续增多，民主党新老世代精英对华政策认知也逐渐倾向于认同“武器化派”的相关理念与主张。因此，民主党新政府极有可能继承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框架，综合采纳“武器化派”和“接触派”的主张来处理对华关系，同时避免与中国“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