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宣布的美中贸易谈判成果忽视了美中经济关系中的关键结构性问题。虽然两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但两国奉行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这一重要观点却被忽视。为了真正推动美中两国贸易发展，有必要就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发展动能达成共识。

中国政府会继续努力加强金融监管，但仅靠加强监管并不能解决中国的货币难题，从长远看更不能保护中国经济避开金融危机。为此，中国政府必须确定并鼓励那些能够支持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创新。

中国政府拟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合作。这一人口达6800万、GDP达1.3万亿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是中国的南方经济支柱。中国政策制定者已意识到城市群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快速城市化压力的价值，但他们同时必须减少其带来的风险。

在华盛顿的明确反对下，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其他盟友2015年决定加入亚投行。一些人怀疑这是否意味着面对中国崛起，跨大西洋关系已经削弱。但从风险、再平衡和回报方面看，亚投行并不是一种美欧关系与中欧关系竞争的状况。在考虑《巴黎协定》和欧洲行动时，如果要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择，这一案例也许有一定意义。

正如将东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工资的中国所引发的良性经济循环的意义远不止资本积累一样，中国和非洲的产能合作和转移同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转移工业产能和世界级基础设施并不是批评者所说的新殖民主义，这将降低非洲交易成本。不过，海外的成功必须首先来自国内的成功。

美国国家、州和地方政府在和中国建立经济关系方面都发挥着各自重要作用。当中国持续在全球为其新财富寻找投资目的地时，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令美国成为吸引这种投资的经济磁铁，并为美国工人创造就业。

塑造、协调和稳定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期望将使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最大化，让潜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四年的成就和经验清楚地表明，该倡议不仅承诺提供巨大的近期与长期商业机会，而且需要在把握每一个可用机会之间取得平衡，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的两位重要阁员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3月宣布，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将支付美国制裁历史上最大一笔刑事罚金。只要朝鲜问题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华外交政策议题，针对中国公司的经济制裁就会退居次席，以实现让中国对朝鲜政权施压的目标。

和七年前首次在耶鲁开设“未来中国”课程时相比，罗奇认为如今的中国正变得更加关注外界，更加独断，更加以权力为中心。同时，中国看起来不再那么致力于推动以私人消费和重组国企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议程。这是否会改变中国再平衡的最终结局目前仍难判断。

贾里德·库什纳的库什纳公司鼓动中国投资者投资他的数个高端奢侈地产项目。作为回报，投资者将有资格申请EB-5签证并移民美国。和总统关系亲密的库什纳推销这一联邦签证项目并直接获益，引发了利益冲突的质疑。

“中国制造2025”有时被描述为守旧的、自上而下的重商主义行为及进口替代政策，但这种解读忽略了中国在产业和金融政策上的积极尝试。事实上，该实验或许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政策评估与创新的宝贵经验教训。

“一带一路”开局良好，丝路基金的设立和亚投行工作卓有成效，国际认同不断提高，但“一带一路”建设周期长，投入资源巨大，需着眼长远，各方消除不应有的疑虑，注意风险防范与应对。

近期美国和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显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海湖庄园会晤开始产生具体成果。不过，交易性策略存在陷入僵局的风险，它需要更多基础性协议的支撑，例如美中双边投资协定。

阿米塔伊·伊兹欧尼认为，在决定美国应以何种方式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时，应首先区分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区别。他认为，中国扩大军事支配力的举动应被阻止，但中国提升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努力应被包容。因此，美国没有理由反对“一带一路”倡议。

早期成果的无形意义大于有形好处。除了百日行动计划，对中美两国来说，高科技、能源、钢铁和基础设施融资领域也存在有利可图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