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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产业政策和来自中国的挑战

2017-06-12

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4月会晤之后,中美百日贸易谈判的首批有形成果于5月出炉。这些成果聚焦于为美国金融公司及牛肉和液化天然气打开中国市场。

但这项协议却是美中贸易关系中最容易摘取的果实。它几乎不会对两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这仅能帮助美国增加几十亿美元出口。最终来说,这项协议忽视的是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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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看,两国目前正站在贸易、经济、政治战略挑战和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正快速在科技领域迎头赶上,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赖也在降低。同时,美国开始对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跨境投资,以及中国试图与美国公司争夺科技领导权的努力感到不满。

美国针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不满,如通过设立各种贸易投资壁垒保护国内生产商的做法,可以全部被归结为根本性的一点:两国奉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

当然,两国的资本主义均依赖市场竞争压力,和以私营部门为主的资本积累。但是,中国有意识地运行着一套国家指导方针,来建立全国基础设施系统,培育新兴产业并升级现有产业。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全部由国家主导。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式资本主义——融合了充满活力并日益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私营部门。自上而下的国家协调与灵活的自下而上的网络状资本主义并存。

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对产业政策的看法存在巨大分歧。产业政策泛指由政府作出的、旨在鼓励某一产业活动或投资的决定、规则或法律。通过糅合国家指导和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家精神,中国的产业政策已瞄准了一系列先进产业,如光伏电板、高速铁路设备以及网络服务。中国产业政策目前正专注于集成电路芯片及其他一些领先技术,包括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和机器人。

因此,产业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培育新型、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的产业政策正变得愈加经验丰富,从曾经专注于尽力扩大制造业就业和生产的旧有模式转变为创造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以帮助私营企业家创新和成功。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基本废除了扶植新兴产业的政策使命。产业政策在美国经济词汇中变成了贬义词。当然,也存在各种抵抗的努力,尤其是美国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大学和联邦支持研究机构资助的联合研究项目。

然而,索林佐(Solyndra)案例显示了在美国体系中执行产业政策的困难。索林佐是位于加州的一家太阳能电板生产企业,从美国能源部高调获得了一笔5.3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但该公司随后于2011年宣布破产保护。媒体的痛斥以及两党关于破产的争执显示出,在美国一件高调案例就足以破坏一整套产业政策项目。

讽刺的是,正当中国开始逐步退出直接粗暴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美国似乎开始转入相反的方向。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口号关注的是制造业就业和GDP增长,而这两者更像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宣言。特朗普还直接逼迫一些行业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本土,同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减税等粗暴工具试图帮助美国产业。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产业政策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式资本主义的反应,尤其是对中国在升级产业、提高出口竞争力上取得成功的反应。然而,这套“美国优先”政策包反而可能会伤害美国,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通胀飙升、贸易伙伴回击。

更好的方式是美国专注于自身优势,并借鉴中国在扶植创新产业而非低端煤、油、天然气、空调等制造产业的经验。但至关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必须直面中国政治经济学带来的独特挑战。

中国并非在游戏中作弊,它只是(如其欧洲和东亚前辈一样)调整其制度以追赶工业化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其产业政策手段也正在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为中美经济进行更深刻融合提供了独特机遇。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减轻打开中国市场的压力。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还存在很多保护性政策且全面缺乏透明度,这令外国公司进入其市场非常困难。但是,很多中国改革措施正试图破除这些壁垒,部分是由于本土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同样受制于这些桎梏,包括严重的官僚主义。

此外,美国在产业政策手段上的退化,如减税、逼迫美国公司将工作机会留在本土、控制移民尤其是技术工种移民,最为恶劣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这些几乎不会解决美中经济关系中面临的最根本问题。

面对这一战略转折点,更好的方式是寻求建立在两国各自优势基础上的更紧密经济关系。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只能稍微改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架构,而双边贸易协议无法化解两种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差异。

另一方面,对于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不同发展动能的深刻理解,能催生出新的方法和手段来发现合作领域。尤其在创新领域,中美两国存在强大的、可令双方获益的互补性。随着美国重新重视创新和基础科学领域并加大投资,合作精神甚至可以令中国产业政策为美国产业带来显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