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华政策不应囿于俄乌危机，而应跳出俄乌看待中欧整体关系。欧洲更要认清战略自主在当下的宝贵价值。

中国正在追求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共同富裕路径，希望通过探索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方案。该方案将与拜登政府提出的“重建更美好未来”形成竞争，并共同引导国际社会将关注点拉回到本国的民生发展问题上。

遏制或孤立中国经济毫无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在全球化的倒退中成为输家。

“十四五”期间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新型全球化，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呼吁、推动、维系的全球化。“十四五”的战略总目标是调整好中国经济发展状态，从过去在大程度上依赖外循环、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转到内外相对比较平衡的新发展格局。

百年变局进入加速期，各种全球性难题交叉叠加，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

政治上，世界格局由一强独霸向一强多极发展的大趋势将会更加明显。经济上，随着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签订以及中国积极参与CPTPP谈判，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将迈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

放弃全球化将导致世界的碎片化和更多混乱，主流声音是继续推动、改进和完善全球化，这需要中美等大国的稳定合作。

“双循环”战略将通过更大力度地实施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

全球治理在应对危机时有能力不足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认它的积极作用和巨大潜力。

尽管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称之为新冷战却是一种误导。双方都应当寻找必要的“底部”和“安全网”，以建立起最适用于美中合作性竞争的框架。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深重，虽不会终结全球化，但将助推全球化低潮。

在后疫情时代，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可能提出更多维护各国经济主权的问题，对全球化的规则进行若干修改，全球化可能进入2.0时代。

新冠疫情将使成本效益驱动型的上一轮全球化走向终结，并推动社会公平公正驱动型的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始。

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将引发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改变。

新冠疫情似乎使进一步协调国际政策的主张更有说服力。但危机往往强化并加速已有的趋势，当下反全球化的本土主义可能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