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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

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

2021-12-02

中国的双循环发展范式,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8月所说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近来双循环范式的采纳,显然表明中国无意从经济全球化中退却,相反,它会继续推进经济改革,推动建设全面开放的世界经济。

中国自身的消费市场已经成熟,且如今比美国的消费市场还要大,因此,与美国一样,国内循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焦点。保持对外开放,可以让中国经济利用其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发展,增加国内市场的竞争,减少国内的垄断力量和垄断行为。

经济全球化有可能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变得更好,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更多的选择,也可以选择维持现状。如果哪个一个国家自觉自愿地革故鼎新,它就会变得更好。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所有国家制造出了赢家和输家。

进出口行业及其企业主和雇员,服务提供商和供应商,他们是赢家;而产品可以被进口替代的行业里的企业主和雇员,以及国内的出口产品消费者,则是输家。

尽管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在每个国家都产生了足够的净收益,原则上可以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但市场只会奖励赢家,而不会补偿输家。各国政府都有责任补偿本国的失败者,然而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并未给予其输家足够的补偿。中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和扶贫攻坚工程,确保了每个人都是赢家,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为了使经济全球化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各国必须共赢。否则,失败者将成为去全球化、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拥趸。这正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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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提高必需的收入来补偿输家呢?一个简单但却公平、可行且易于实施的构想是,每个政府都按其出口和进口商品价值的0.5%征税。对服务的进口和出口同时征税是比较困难的,但也并非不可能。这种税收由赢家来承担,可以用来补偿经济全球化中的输家。

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意味着全球各地都是零关税。虽然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相当时日,但通过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之间相互给予零关税待遇还是有可能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为用进口关税保护新兴产业这种人们常说的“幼稚产业”例外论,再做一个延伸。传统的“幼稚产业”论基本上是说,一种新起步的产业需要关税保护一段时间,使其有机会成熟,能够在国际上竞争。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一国被禁止获得某种特定产品或技术,而这种特定产品或技术是绝对需要的,但用多少钱都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自行生产。这样的生产在初期阶段可能需要补贴,直到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世界其他市场的价格大体相当。诚然,原则上说国内生产商为了保持盈利,可以随意定价,但这种产品的潜在用户不会支付比世界其他市场高得多的价格,因为这会让他们的下游产品失去竞争力。因此,正如关税对传统“幼稚产业”来说也许是合理的,补贴对这种延伸意义的“幼稚产业”也有可能是合理的。

一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遏制或孤立中国经济,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基本上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是去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是输家,因为所有国家都面临缩减的选择。这就导致所谓的经济脱钩。然而,尽管“经济脱钩”听起来丧气,但“第二货源”听起来却更积极,如果成功的话,它可以显著减少垄断利润,全面降低成本。无论如何,就算没有地缘政治竞争和较量,我们也应建立和寻求第二货源,以防流行病、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事件导致供应突然中断。当然,多货源或者多样化更好。一旦有了价格合理的“第二货源”,禁运就不再起任何作用,价格就会下降,垄断利润也会大大减少。

在世界经济中,与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相关的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虽然长期资本流动有可能给输出国和输入国都带来好处,增加前者的回报,同时减少后者的资金成本,但还没有同样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短期资本流动能给输入国带来净利益。因此,长期资本流动,无论输出还是输入,当是受到各方的欢迎,而短期热钱则应认真监管和控制,因为它有可能导致本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反过来影响进出口和偿还外债的能力。问题是,如何区分开长期和短期的资本流动呢?

实际上,长期和短期的资本流动的区分,可以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来进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托宾税”,既对任何跨境资本流动按其本金值的比如1%来征税。对一个短期投机者来说,一个月内进出一次实际上意味着2%的成本,或24%的年率,这将大大减少潜在收益。但对于一个时间跨度为10年的长期投资者来说,1%的税率仅相当于0.2%的年率。因此,这种税收会使所有短期资本流动受挫,但对长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微不足道。不过,“托宾税”也许还不足以阻止恐慌性的资本外逃。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增加全球贸易总量的另一种方法是推动贸易国家自愿以本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通常情况下,当两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时,它们是用第三国货币例如美元来结算,那是双方都信任的货币。然而,这样的安排也许成本和风险更高,因为会有两笔外汇交易和两种汇率风险。而如果可以用两国本币当中的一种来结算,则只会有一笔外汇交易和一种汇率风险。因此,以本币结算应该受双方的欢迎。如果行得通的话,这样做也符合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例如,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已经达成协议,以人民币或印尼盾结算它们的交易。原则上说,这将使双方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免受自身外汇储备的制约。

最后,我们如何判断一国货币的汇率是高估还是低估?如果一个国家对外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那它的汇率就被高估了;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存在贸易顺差,那它的汇率就被低估了。而双边贸易存在顺差或逆差,即使是长期的,也不一定意味着汇率需要调整。保持平衡的国际货物及服务贸易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中国在2018年已经接近实现这一目标,贸易顺差从2007年占GDP的8.5%,下降至2018年和2019年的1%或更低。然而,由于新冠疫情,中国2020年的贸易顺差又超过了GDP的2%。

中国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全球化,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应对共同的挑战,比如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全球变暖问题。中国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美国和欧盟承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印度则承诺到2070年实现碳中和。减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方法,是所有(至少是大多数)国家都同意实行统一碳税,或许还应包括甲烷税。

全文翻译自《中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