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强意味着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速度大大加快。对美国投资者来说这是大好机会，而且不会有损失。

在供应链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替代性肉类市场的增长潜力不可小视，而美国公司正寻求从中获益。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带来复杂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会否信守贸易承诺并非意愿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将汇率问题“武器化”，势必严重扰乱全球金融秩序，导致全球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给本已恶化的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冲击。

要么是中国修订产业政策，允许美国企业互惠进入市场，要么是关税使美国企业脱离中国，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或者从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长期威胁的国家进口产品。

詹姆斯·诺尔特认为，特朗普通过贸易战向中国寻求的是管理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遗憾的是，美国和日本上世纪80年代精心制定的“管理贸易”解决模式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种选择。

我们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贸易体系危机，它不是简单地来自于坏的法律、孱弱无能的机构、鲁莽的领导者或无赖国家，而是来自于我们用以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的错误理论。正在逼近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我们了解世界方式不当的现实后果之一。

2017年，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大都处于“试水”阶段，政策缺乏连贯性。2018年随着特朗普任期推进，其各项政策将趋于成熟，并牵动中美经济关系走向。

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所持有的观点，以及他在竞选中的言论，意味着有巨大政治压力要求缩小美国贸易逆差。2008年美国会采取更多前所未有的措施，其中主要是针对中国。不过，贸易逆差尤其是中美双边贸易逆差也许并不会减少。

尽管对速汇金（MoneyGram）的收购高调被拒，但北京的资本管制限制比美国的国家安全关切厄杀了更多的交易。中方的担心可以理解，然而不能简单认为针对北京的实际审查比其他国家多。

双边贸易摩擦可以涵盖很多领域，包括钢铁、汽车配件及知识产权保护缺位，但其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只要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继续推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商界就不得不面对非关税壁垒、产业政策、政府补贴、货币操控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当然，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不会一夕发生，但它的确需要强大的外力推动。

尽管最初相当悲观，“习特会”却比人们的预料显示出更多的贸易务实精神，虽然美国粗暴地展示军力给会晤蒙上了一层阴影。

“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美国优先”下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因此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但“特朗普新政”存在着诸多悖论，对美国经济而言蕴藏着巨大的政策风险。

随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和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在国际政治、军事、经贸等各方面都将面临新挑战，中国外交或将进入战略艰难期，但也可能是艰难与机遇并存。

本世纪初中国进入拉丁美洲，改变了地区形态，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了除传统上依赖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机会。当美国贸易上从西半球撤股之时，中国已经蓄势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