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贸易战 新冠肺炎 脱钩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道德在外交政策中为什么重要?

2020-01-15
7f9dde9336dc0143ba228bac92783e99.2-1-super.1.jpg

当我告诉一位友人,自己刚写了一本有关道德与外交政策的书时,她调侃说:“那肯定是薄薄的一本。”这种怀疑再寻常不过。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就会令人惊讶地发现,关于美国总统的道德观如何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书少之又少。正如著名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描述1945年以后美国对国际关系毕业生的培养:“道德论证与学科规则的抵触是司空见惯的”。

这种怀疑的理由显而易见。虽然历史学家对美国例外主义和道德主义多有著述,但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家却一直告诫说,美国将道德家和律法家集于一身的传统存在缺陷。国际关系是无政府主义的疆域,在这里不存在提供秩序的世界政府。各国必须自我防卫,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既然没有有意义的选择,也就无道德可言。正如哲学家说的,“理应即可以”。没人可以指责你没去做不可能之事。

按照这种逻辑,道德与外交政策的结合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就像对一把刀,只关注它的声音是否更悦耳,而不是锋利与否。或者对一把扫帚,关注它被舞动时的美感,而不是价格是否更昂贵。也因此,在评判一位总统的外交政策时,我们只需问它是否奏效,而不必问是否合乎道德。

虽然这种观点有一定价值,但它的过于简单化却令一些难题被回避。世界政府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秩序也缺席。有些外交政策问题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存亡,但绝大多数外交问题并不是这样。例如二战以后,美国卷入了几场战争,但没有一场是因为关系国家存亡而非打不可的。许多有关人权、气候变化或互联网自由的重要外交政策选择则完全涉及不到战争。

其实,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都涉及需要做出选择的价值权衡,而不应遵循国家至上的僵化公式。一位愤世嫉俗的法国官员曾对我说:“我定义的'好'就是对法国的国家利益有益,与道德不相干。”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判断。说所有国家都在按照国家利益行事,这等于废话,至少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问题在于领导者如何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定义和追求国家利益。

另外,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美国人其实一直都在对总统和外交政策进行着道德上的评判。甚至在打那个请乌克兰总统帮忙的出名电话之前,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让道德与外交政策的问题从一个理论问题变成头版新闻。例如,2018年沙特持不同政见的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本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害后,人们批评特朗普为了与沙特王储保持良好关系而无视一项残忍罪行的确凿证据。

自由的《纽约时报》称特朗普关于卡舒吉的声明是“冷血交易,罔顾事实”。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则发表社论称,“我们知道,没有哪位总统,甚至是理查德·尼克松和林登·约翰逊这样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会写这样一份公开声明,它甚至都不拿美国永恒的价值观和原则装装门面”。石油、军售和地区稳定是国家利益,但是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和原则也是国家利益。怎么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

不幸的是,对于道德与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许多评判都是随意的,或是欠考虑的。而且,当前太多辩论的关注点是特朗普的个性。我的新书《道德重要吗?》试图纠正这种状况,表明特朗普的一些行为在二战以来的美国总统当中并非没有先例。正如一位颇有眼光的记者对我说的:“特朗普并非独一无二,他只是极端。”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很少明白我们评判一项外交政策的标准。我们赞扬罗纳德·里根这样的总统,因为他的讲话道德观清晰,就像良好意图被正确表达,便足以让人作出道德判断。而伍德罗·威尔逊和小布什则证明,良好意图没有足够手段去实现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不道德的结果,例如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或是小布什的入侵伊拉克。要么是,我们只简简单单地根据结果来评判一位总统。一些观察人士称赞理查德·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然而,他为制造一个挽救颜面的“适当间隔”牺牲掉2.1万美国人的性命。而结果说明,这个“适当间隔”不过是走向失败的一次短暂停顿。

好的道德推论应该是从三维角度来权衡意图、结果及手段,一项外交政策的评判也应当据此考虑。此外,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必须看它所产生的结果,比如除了采取特别有新闻价值的行动,如帮助其他国家的某个持不同政见者或某个受迫害的群体,还要维持一种鼓励道德利益的制度秩序。重要的是也要看“不作为”在道德上的后果,比如朝鲜战争期间,哈里·杜鲁门总统宁愿接受僵持局面和国内政治惩罚,也不愿采纳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使用核武器的建议。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那句名言,一只不叫的狗可以让我们知道许多东西。

认为道德观念在今年接下来的外交政策辩论中不会发挥任何作用,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承认,我们一直是在用道德推论来评判外交政策,我们应当学着做得更好。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y Morals Matter in Foreign Polic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