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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可行的贸易方案

202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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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本身存在缺陷。虽然几乎不可能知道他在税收、移民等大多数问题上会做出何种决定,但其贸易战略的两个关键目标正逐渐清晰:设定全球最低关税,对中国实施特别惩罚。缺陷就在于这两个目标叠加在了一起。

为了论证的需要,我们不妨设想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征收10%的关税可能成为美国的新常态。特朗普曾高调宣称,这样的基准关税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受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剥削”的最低补偿。

然而,该理由却无视美国通过贸易获得的诸多好处,那不仅仅是更便宜的商品和更高的消费者购买力,还有补贴美国利率、进而推动创造金融财富的外国资本流入。特朗普关注的似乎是长期贸易逆差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美国曾经辉煌的制造业面临的“空心化”。

无论如何,将美国有效关税税率从1995年至2024年平均仅1.8%的水平提高到最低10%,其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诚然,这8.2个百分点的增幅仅略高于1929年至1933年有效关税(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颁布后实施)增加的6.3个百分点,但是,相较过去30年低关税政策下的平均水平,10%的基准关税意味着高达445%的涨幅,而《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美国关税在1929年至1933年期间仅上涨47%。

此外,这一新基准关税实施的时代背景是商品进口占美国GDP的12.2%,几乎是1929年(4.3%)的三倍。换句话说,新的10%关税绝非最低标准,它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惩罚中国”。目前,中国进口产品被征收30%的关税,几乎是其他所有国家关税的三倍。鉴于这一关税与芬太尼相关,如果中美就限制前体化学品达成协议,该关税可能大幅下降。

但是,即使双方在芬太尼问题上取得突破,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也一致认为有必要对中国施加特别惩罚,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导致美国庞大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这反映了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广泛指控以及日益加剧的国家安全担忧。许多指控是基于虚假的叙述,但华盛顿的决策者似乎并不关心这一点,因为对华强硬如今已成为罕见的两党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两大支柱——全球最低关税和对华特别惩罚——很可能以一揽子交易的形式推出。这种做法的危险性远大于两者的单纯相加。

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贸易越来越多地从低成本生产国中国向高成本国家转移。这种情况发生在特朗普于2018-19年首次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但现在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具破坏性,因为这位总统所谓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可能会增加联邦预算赤字,进一步抑制国内储蓄。这将增加美国的多边贸易逆差,因为大部分增加来自价格更贵的进口商品,且所有进口商品的实际关税都已经上涨了五倍。如果美国继续执着于将巨额贸易失衡归咎于中国,它将承受更严重的全球惩罚。

另一个复杂因素在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导致美国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脱钩。“友岸外包”引发的去全球化可能提高海外生产、组装和分销的成本,从而导致美国消费者面临物价的大幅上涨。随着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通胀风险不断增高,美国的滞胀威胁只会加剧。

中国的情况将与美国如出一辙。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直接受到其最大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冲击。此外,中国还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这将加剧其近期爆发的通货紧缩。

面对这些压力,中国政府无疑会通过强调消费主导型经济来希望实现经济平衡,但消费模式立即转变的可能性很低,这将导致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出口而非内需,进而意味着需要加大对技术密集型“新质生产力”的投资,而这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保护主义的反弹。

对于正在走弱的世界经济来说,这些都不是好消息,因为世界经济已经感受到了关税引发的全球贸易放缓的压力。2010年以来,中国和美国合计贡献了全球GDP增长的40%多,如果特朗普继续推行其不可行的贸易方案,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只会上升。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 World Turned Inside Out”,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