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优先”战略逐步成为特朗普外交与经济政策的核心逻辑。这一战略不仅挑战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重构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并将对未来全球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将贸易模式从“开放市场”转为“付费准入”，将安全保障从“集体防御”转为“战略勒索”，迫使盟友承担了更高经济与政治成本。国际关系中，“同盟”具有共同安全、价值观一致、战略协同等正面含义。而特朗普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实施的无差别“对等关税”折射出一个关键事实：即便是同盟国，也难逃其国家利益主导下的博弈逻辑。在“美国优先”战略持续推进背景下，盟友在关税问题上的被动揭示了同盟内部的结构性权力不对称和利益冲突。

传统观念认为，美国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如安全、贸易规则），来换取盟友的追随。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为核心。美国通过GATT/WTO框架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通过北约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换取欧洲和亚洲盟友的经济与政治合作。这一模式是美国承担主要成本，而盟友则可获得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福利。然而，特朗普2.0彻底摒弃了这一安排。

特朗普时代的同盟管理强调“双边交易”和“利益等价交换”，弱化了多边协商机制。在安全上，特朗普转向“付费保障”，该模式利用不对称的依赖关系，通过主权交易来换取保护。美国强制要求盟友承担防务责任，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被要求提高至GDP的5%，韩国被要求每年为驻韩美军支付100亿美元。经济上，特朗普推进“市场准入”。2018年特朗普1.0时期的关税政策主要针对中国等特定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惩罚”和“谈判工具”色彩，而2025年的“对等关税”则演变为普遍的、结构性的市场准入机制。美国市场不再开放，而需要“付费进入”。无论盟友或对手，只要向美国出口商品，就必须承担“基础关税”这一“入场费”，就连欧盟、日本、韩国这样的长期盟友也被征收15%的关税。

特朗普凭借商人的敏锐，早就意识到盟友在地缘政治上的“忠诚度”不仅与安全利益绑定，也往往与经济利益挂钩。事实上，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更为明显，欧盟对美出口约40%涉及汽车、机械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通过“对等关税”和“保护费”式的经济施压，特朗普可以实现对盟友的资源“收割”。按照美方表述，在美日贸易协议中，日本同意从美国采购数十亿美元军事及其他装备，并将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获得其中90%的利润（日方未直接承认“返还”这一措辞，而是强调“按贡献和风险分配”）。韩国则承诺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投向造船业，以便“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这些投资协议涉及半导体、钢铁、船舶等关键战略产业，进一步凸显出美国盟友体系正向“交易型保障”重构。

然而，美国“交易型同盟”格局日益加强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安全层面，美国对外表态要维护同盟威慑力，对内则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短期内这会削弱区域安全结构的稳定性，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安全麻烦，长期看则可能促使盟国增强防务自主性，如欧盟加强防务合作、日本加快“军事正常化”进程等。经济层面，特朗普推行单边主义和供应链重塑，同时对盟友产业征税并索要强制性投资承诺。盟友在与美国经济绑定的同时，也开始寻求多元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力上升。

这些变化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价值观主导同盟体系的传统秩序或将受到挑战，多极化和区域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一方面，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将更加分散和功能化，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同盟联系将碎片化、局部化，各同盟网络之间的制度化联结将减弱。同时，跨区域的多边架构可能停滞甚至退化，各国将更加倾向于按需结盟或竞合，全球安全秩序的稳定性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