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朗普的外交议程出现了明显分化：一方面，他介入斡旋印度与巴基斯坦、泰国与柬埔寨的两场冲突，推动刚果（金）与卢旺达签署和平协议，促成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谅解，并因此获得几个相关国家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加沙依然没有实质性作为，在一边倒的国际谴责声中几乎放任内塔尼亚胡政府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在当地制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眼下，外界的焦点是俄乌冲突，特朗普的斡旋在几经挫折后突然峰回路转，他将与普京进行“一对一”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延宕三年的冲突。

在调停这些“热战”的同时，特朗普又在全球挑起另一种形式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是“关税战”。这场“战争”从特朗普上任便开打，并以罕见的速度和广度推进。从最初的几道行政令、涉及少数几个国家，到4月2日实施所谓“解放日”关税（对等关税），波及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平均实际关税水平接近20世纪30年代以来高位，美国消费者因此承担了更高的物价成本，全球贸易体系与全球化进程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双边和区域贸易关系可能因此被深度重塑。

到8月中旬，尽管美国名义上与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达成谅解，并与中国暂停部分相互加征的关税，但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甚至可能蔓延到其他领域，演变成金融、货币等领域的新型冲突。

一方面挑起争端、放任危机，一方面推动磋商、谋求和平，在这些矛盾行为之间，特朗普到底在追求什么？如果是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其行为存在明显的矛盾。截至8月8日，加沙地区已有逾6万普通民众死亡，不少专业人士认为，这已接近“种族灭绝”的程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21世纪，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破坏，特朗普在其他地区取得的和平政绩无法为之掩饰。

与此同时，“关税战”也演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对这一政策，美国国内的不少支持者认为，它有助于改善美国经济并让贸易更均衡，但也有更多批评者指出，关税战带来的更多是破坏性冲击，对全球化造成的系统性伤害需要数十年才能抹平，更有人认为“关税战”的影响已不亚于一场全球热战。

或许，特朗普并不是以深层视角来理解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议题，不是依靠某种坚定的战争观或和平观来进行决策，因此，外界难以从其行动中归纳出一套完整的理念。他的斡旋通常不涉及冲突根源，而是直接切入停火谈判的“要价”环节。在真正的困境下，他缺少传统政治家所需的韧性。虽然特朗普通过加强团队建设减少了第一任期时的内部混乱，其忠诚且专业的幕僚也在尽力包装修饰一些争议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信念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特朗普在印巴、泰柬等问题上取得一定和平政绩，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原本就不想陷入长期冲突，和平是“低垂的果实”，通过施压和交易即可轻易获得。而在俄乌问题上，他屡屡受挫，是因为这场冲突有多年历史沉淀，本身极其复杂，不可能用简单的交易方式来解决。

“关税战”之所以尚未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对手国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偏离正轨的历史意外”。为避免彻底摧毁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并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余地，大多数国家采取了“自控”或“忍耐”策略，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扩大性反制行动。

事实上，特朗普并不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选择，而更多是在收益与成本、虚荣与麻烦之间做取舍，这与他的商业背景和真人秀制作人经历完全契合。对他而言，推动和平的“形式”往往比和平本身更重要，它需要展示板、签字仪式、记者会和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精美照片，而不是经过数十年才能重建信任与秩序的长期稳定局面。这正是特朗普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逻辑：把国际冲突视作可以按价格谈判的资产，绕过中间环节，用强势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交易来压缩解决时间，以便在任期内取得成果。短期内这或许能带来一系列看似显赫的外交成绩单，但长期看其可持续性仍然充满不确定。

当然，诺贝尔和平奖并不一定授予那些真正对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奖项本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历史上已有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卡特、奥巴马四位总统获得这一奖项，但并非都得到全球一致认可。如果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特朗普，也并非不可预见。目前，特朗普似乎已有些按捺不住，而他的团队也敏锐察觉到这一点，白宫社交媒体账户最近发文称“全球呼吁特朗普接受诺奖”，显然是在提前为此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