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的20年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多边规则体系的20年，也是中国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向主动的规则塑造者的20年。

尽管多年来一直否认，但毫无疑问，美国正在实施针对中国的两党遏制战略。无论这一战略是否合理，真正的问题都不是美国政客所提出的是非曲直，而是特朗普政府解决问题政策的不连贯。

新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说明中国希望外资深入参与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与中国经济和市场深度融合。

中国政府预计，经过最近的税制改革，它的整体税收收入将出现大幅下降，仅今年就将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虽然对中国企业主来说这很中听，但它却带来中国在上财政是否不可持续的问题。

对西方来说，2008年标志着一个危机、衰退和复苏不均衡的艰难时期的开始。对中国来说，2008年同样是重要的转折点，但它开启的却是几乎没人预见到的十年高速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正加强沟通联系，提高透明度，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虽然还有极大改进空间，但其进步对中国和各国决策者来说都是好消息。

中国经济应合理调整增长预期，强调增长质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宁愿慢，不能乱。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套路向来是先让紧张局势加剧，然后再同意稍作改变。我们对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的预期也应该如此。

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调整，更需要改革与开放。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但不会逆转，扩大开放政策的内涵和层次还会有新变化。

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正通过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寻找经济改革的信号。会议提出修改中国的宪法，这是2004年以来首次。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分析了此次修宪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向知识经济转型，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位置，终将产生“改革红利”。但这种转变有多么令人激动，就有多么危险。从未有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如此迅速地经历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革。

长久以来，悲观主义者一直不断重复老错误，用看待本国经济的方式看待中国经济，把主要发达国家受到危机重创的结果强加给中国。这种做法过去是错误的，现在依旧是错误的。

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必然是全球互联的，只有与全球价值链相互协同，才能推进结构性调整和达到目标。我国应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顺应创新全球化趋势，推动世界各国共同依靠科技创新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中国市场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将有助于中国经济渡过难关走出困境。目前，只要中国政府保持清醒头脑并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减少政策上犯错误，就不用担心中国GDP增长速度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