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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罗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解密中国的经济弹性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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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又一次让那些搓着手发负面牢骚的人看走了眼。经过连续6年减速,2017年中国实际GDP增长似乎缓慢回升,最新报道称第二季度年化增长率为6.9%,超过2016年6.7%的增速,也远高于国际预测人士的共识——仅仅几个月前他们还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接近6.5%,2018年则进一步放缓到6%。

我一直认为,只盯着新闻标题中的GDP数字,会忽视对中国经济增长思考的更深层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发生非同寻常的结构性转变,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生产者模式,正让位给以日渐强大的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者模式。

某种程度上说,它意味着GDP构成的转变,即从投资与出口的异常快速增长,转变为国内私人消费的相对缓慢增长,而整体GDP增长的放缓既不可避免,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关中国经济脆弱性的看法,必须放到这一背景下来考量。

这种争论由来已久,我第一次有所察觉,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从泰国、印尼到韩国、台湾,人们普遍认为下一个会是中国。1998年10月《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写得很全面,并生动地配了一幅图:一艘中式帆船正被吸入强大的漩涡。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当这场致命的区域性危机传导尘埃落定后,中国经济几乎毫发无损。1998-1999年,中国实际GDP增长暂时减缓至7.7%,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又重新提速到10.3%。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同样表现出了弹性。面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收缩,中国经济在2008-2009年依然保持了年均9.4%的增速。与危机爆发之前的3年时间里高达12.7%的不可持续泡沫性增长相比,这种下降不过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30年增长10%的适度放缓。事实上,最近这场危机中,若不是中国的弹性发挥深层作用,2009年全球GDP不会只减少0.1%,而是大降1.3%,全球经济活动会出现二战后最严重的收缩。

对中国经济的新一轮悲观,主要集中于所谓的双重阻力:去杠杆和相应的房地产市场紧缩。本质上说,也就是出现日本式的停滞。但西方的镜头再次失焦。与日本一样,中国是高储蓄经济,聚积的债务主要都是欠自己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在避免可持续性问题方面比日本有更多缓冲余地。

IMF估计,2017年中国的全国储蓄率有望达到占GDP的45%,远高于日本的28%。日本的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239%,尚能避免主权债务危机,中国更加可以避免内爆,因为它有大得多的储蓄缓冲,和小得多的主权债务负担(相当于GDP的49%)。

毋庸置疑,中国的企业债问题越来越多。2016年底,非金融类债务与GDP之比估计已达157%(2008年底为102%)。负债增加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因此,势在必行的国企改革成为未来几年的重中之重。

此外,人们永远有理由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毕竟,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需要能负担得起的住房。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16年的56%以上,到2030年很可能达到70%,因此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不过它也说明,与其他完全城市化的主要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拥有来自需求侧的支撑,因为未来10至15年内,城市人口仍有望保持每年1%到2%的增长。2005年以来,中国房价上涨近50%(原文如此),几乎是全球标准的5倍(据国际清算银行和IMF的全球房价表),所以,显然有理由关注人们的承受能力。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谨慎管理住房供给的增加,以满足城市化需求,同时避免造成过度投机和危险的资产泡沫。

同时,2017年初强劲的周期性反弹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不小的助力。今年6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1.3%,这与受到危机后全球复苏乏力负面影响的前几年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样的,剔除通胀因素,2017年上半年中国零售总额年化增长10%,比6.9%的GDP增速高出约45%,说明家庭收入显著增加,同时电子商务日益强劲(也许报道较少)。

长久以来,悲观主义者一直用看待本国经济的方式看待中国经济,一再重复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多年前就启发性警告过的老错误。他们普遍认为,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创的资产泡沫,也会给中国造成同样的威胁。而且,对于中国近年疯狂的负债式增长,他们预计其结果也会与其他国家无异。

预测人士总是忍不住把主要发达国家受到危机重创的结果强加给中国。这种做法过去是错误的,现在依旧是错误的。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Deciphering China's Economic Resilience》(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