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董建华先生2017年6月12日在《南华早报》主办的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论坛上的讲话。从1997年7月1日到2005年3月，董建华先生曾担任回归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相结合，因而拥有改变现状的天然使命，日本的民族主义则与“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及后来的帝国主义结合，成为了维护现状的反革命压迫势力。日本的民族主义缺乏民众自发性和大众支持，因此对于“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很可能是一种张冠李戴的错配。

无论是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还是西西里举行的G7峰会，特朗普都没有给传统军事和外交伙伴带来凝聚力和感召力，相反他尽显美国至上的利己主义，让伙伴们大失所望。

在可预见的未来，特朗普政府将受制于特别检察官的“通俄”调查。它会如何影响白宫与中国的关系呢？

政策制定者打算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记住，毛泽东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投下过长长的影子。他青年时代对美国的仰慕，以及后来对美中和解的期待，都被他对外国列强羞辱、入侵、瓜分中国的印象否定了，这导致他对美国极不信任。不管承不承认，这个始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历史文脉是中国与西方交往时的微妙参考框架。

如果“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未来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蕴含机会，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使全球化成为一个更加平等持久地让各国共享利益的进程。

人们期待，旨在管控南海争端的半年一次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将有助于在争议海域早日达成地区行为准则。杜特尔特总统欢迎中国进入苏禄海域帮助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的表态，意味着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进行合作的可能。

特朗普总统的外交首访地是反恐前线以及各种矛盾交叉混杂的中东地区。通过访问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特朗普在中东地区下了一盘虚实相间的战略布局之棋。

虽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度似乎将改变美俄中战略三角关系，但目前三国关系仍大体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相似。如果你还记得曾上过的几何课，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中国位于顶部的中枢位置，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比俄美之间的关系更好。

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菲两国达成的共识不会成为一纸空文。磋商为其他南海声索国起到一个积极示范作用，也印证域外势力在南海问题上介入是有限的、徒劳的。

虽然面临来自防务部门的抵触，但为了改善菲律宾的基础设施，杜特尔特仍锐意强化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并且，为了赢得中国的信任，杜特尔特在多边舞台上积极袒护北京。可以说，杜特尔特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全盛期。

韩国新总统文在寅所代表的进步派势力的执政基础、执政理念与保守政党有显著不同，其政府的内外政策为持续“高烧”的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带来了降温的契机和动力。

中国必须在朝核问题上重新思考，扭转战略被动，不把朝鲜的安全等同于金氏政权的安全。中国应公开声明它既不允许朝鲜发生战争，也不会坐视朝鲜变成东北亚的“中东”。

无论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还是国际公域与核安全问题上，各方都有共同利益，需要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发挥政治影响力。

法国大选被认为是2017年欧洲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选举，其影响不仅仅决定法国发展走向，而且对欧盟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选一直受到国际上的高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