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呈现积极进展，然而两国关系仍存在隐忧。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将举行，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是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看到的。特朗普政府也认识到“‘让美国重新伟大’的道路需要途经北京”。中美需要相向而行，为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战略保证”。

美欧之间的龃龉和纷争在特朗普任内可能难有消停，但美欧关系紧张并不意味“跨大西洋联盟”的破裂，欧洲仍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新对话机制是对中美先前高层对话机制的延续和升级，为中美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象征着中美关系未来之门的开启。

冷战结束和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形成的背景引发了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身份认同”的认真反思。虽然力量平衡的转移、社会化以及危机的出现促使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但中美全球治理合作却未能取得同样的进展。面对从联合国体系向全球治理的转变，中国应当考虑减少对近70年前成立的国际正规机构的关注，转而关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如G2、G20）的创新机制。

中美既不应该成为对手，也不可能成为盟友。其实，中美之间已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伙伴特征。结伴同行，惠及双方，应当成为中美有效合作的形式和路径。

本次上合峰会具有五大特色，它表明上合组织经历了磨合期和考验期，如今进入成熟期。

现在看来，随着特朗普执政4年，中国将有大把机会继续上升为全球大国。“一带一路”提倡的“广泛磋商、共同奉献、共享利益”令人欣慰，而中国会不间断地勇往直前地实施该倡议。此外，狂热的民族主义和领导人的不受监督也许滋生过度的自信、大国沙文主义和刚愎自用，中国应警惕由此而来的危险。

美国应当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如前美国贸易代表和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有助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美国就应当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方”。并且，美国公司将有各种机会从“一带一路”投资中获益。

正当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事件进行调查之时，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正在制造出一个更加独断、决意抗衡美国势力的俄罗斯，同时迫使其转向中国。

除双方经济互有所需的内生动力外，中欧走近还得益于特朗普上台后欧美分歧突出这一外部推力。李克强总理的欧洲之行拉近了中欧关系，双方合作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应对全球挑战等方面中欧更加坚定了原先达成的共同立场。

以下是董建华先生2017年6月12日在《南华早报》主办的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论坛上的讲话。从1997年7月1日到2005年3月，董建华先生曾担任回归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相结合，因而拥有改变现状的天然使命，日本的民族主义则与“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及后来的帝国主义结合，成为了维护现状的反革命压迫势力。日本的民族主义缺乏民众自发性和大众支持，因此对于“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很可能是一种张冠李戴的错配。

无论是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还是西西里举行的G7峰会，特朗普都没有给传统军事和外交伙伴带来凝聚力和感召力，相反他尽显美国至上的利己主义，让伙伴们大失所望。

在可预见的未来，特朗普政府将受制于特别检察官的“通俄”调查。它会如何影响白宫与中国的关系呢？

政策制定者打算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该记住，毛泽东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投下过长长的影子。他青年时代对美国的仰慕，以及后来对美中和解的期待，都被他对外国列强羞辱、入侵、瓜分中国的印象否定了，这导致他对美国极不信任。不管承不承认，这个始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历史文脉是中国与西方交往时的微妙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