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周发表了有关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讲。虽然他列出了一长串中美政策问题，但政府现在必须积极制定一项综合战略，以应对北京方面持续不断的挑战。

“印太经济框架”还是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框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鲜有成功的把握。

布林肯演讲凸显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新两面性”。中美长期博弈的前景取决于两国谁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乌克兰危机后，拜登政府面临着明确对华政策及国家安全战略的更大压力，有可能加速提出一项以针对中国为重点的新战略。

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访问韩国和日本，并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第二次线下峰会。

东盟-美国峰会再次展示了过去几十年来，东盟在引领地区多边主义中所坚持的非意识形态化、非军事化和强调在互联互通中求发展的理念。

欧洲对华政策不应囿于俄乌危机，而应跳出俄乌看待中欧整体关系。欧洲更要认清战略自主在当下的宝贵价值。

近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许多人担心中美两国会走向对抗甚至战争。本文认为，尽管在气候变暖、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合作抗疫等问题方面，中美可以开展合作，但以下五个因素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一是“修昔底德陷阱”效应，尽管这个说法本身存在较大问题，但中美两国都有不少人相信，因此，两国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冲突会继续发酵；二是体制和价值观差异效应，美国原来的对华接触派对中国政治没有向他们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有了强烈的挫折感。中美体制上的差异效应仍有扩大的趋势，这增加了两国务实处理两国关系的难度；三是特朗普效应，特朗普认为建制派没有维护好美国的利益，主张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挽回美国经济损失。特朗普虽然离任，但其政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还在延续，包括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科技脱钩和关税问题；四是美国国内政治效应，在野党候选人当选，大概率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的冲击。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共识以及美国执政党在国会的微弱优势决定了拜登要想在国内做成事，都需要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维持强硬态度；五是中美双方负面互动效应，这一轮互动始于奥巴马执政后期，现在仍在继续。基于上述判断，短期内中美关系改善的空间将会有限，关系出现转折并走向接触与合作为主态势的可能性不大。从中长期角度来看，鉴于中美两国在众多双边和多边问题上有着共同而且重要的利益，并且中美对抗的代价巨大，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在一些问题上加强合作可以期待。

在安徽屯溪举行的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为今后各方合力推动阿富汗由乱变治确定了努力方向。

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取决于务实精神的回归。

保守倾向的尹锡悦当选韩国新总统，韩国外交将出现重大调整。通过全面向美靠拢提升自身重要性，反而束缚会韩国外交的空间和灵活性。

拜登政府的对俄战略目标已经转向“以压促变”。美国对俄政策调整不会改变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长期性和全面性。

或许拜登政府短期内放缓对华施压，但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对华遏制政策。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现实再次表明，中美关系走入了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将处于矛盾多发的战略相持阶段，而两国力量对比的“错肩期”可能是两国关系最危险的时刻。

在即将举行的中欧峰会上，中国和欧洲应该坚定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新冷战。随着乌克兰冲突加剧了脱钩的风险，双方更应当肩负起预防新冷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