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处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而且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仍然是有可能的。

杜特尔特向亚洲倾斜与其说是对西方的回应，不如说是地区经济与安全态势的变化使之成为新的需要。

有感召力的软实力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唯一的道德传统，它同时还有干涉主义和十字军东征的传统。

西方对中非合作的批评并非事实，其根源是欧美高高在上的傲慢，甚至是带着零和竞争思维来看待中国在非洲的行动。

作者认为，东盟和中国同意以单一草案文本作为进一步磋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基础，这对解决持续多年的南海问题不啻一个意义深远的里程碑。

在美国，从总统到国会，再到美国民众，中国都在被重新定义。

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发生诸多新变化，且无不与美中俄三角关系相牵连。导致这种变化的首要因素，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过于离谱。

不仅朝鲜要有弃核的勇气和决心，美国也必须拿出大交易的魄力和决断，在朝鲜弃核后的制裁解除、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体制存续等问题上提出切实、具体、明确的机制性方案，而不是给朝鲜画饼充饥。

中国必须要做好中美之间多个领域小规模摩擦和竞争的准备，从管控分歧的思路走向管控摩擦规模。

全球化、信息化、产业链、价值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冷战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社会格格不入。

特朗普在美中俄关系中“耍花招”，其目的是根本改变中美俄关系格局，把中俄战略靠拢牵制美国变为美俄合力制衡中国，以倍増遏华效应。

当今世界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世界秩序重塑存在着失序乃至无序的风险，国际环境不稳定与不确定性大增。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显然具有制衡中国影响力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印太战略”不应成为激化中美竞争的工具。

中美对抗除了双输之外，还有可能导致无法确定的第三方的崛起。

美国政策的适度改变有可能大大缓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具体来说，特德·盖伦·卡彭特认为，华盛顿应大量减少对抗性的“航行自由”巡逻，不再把北京当成破坏性因素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