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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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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美中关系的时刻

20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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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席卷世界,美中关系也再一次经受着考验。这次考验与以往一样:虽然面临摩擦与指责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依然可行,抑或中国是美国必须直面的当下以及未来的敌人?目前,两国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都不佳。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采取单维政策,即“赢得”贸易战;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扩大其国际势力范围——众多迹象中的一个便是华盛顿由国家主义者领导,而北京由国际主义者领导。近年来,中国的国际主义者们充分利用了美国从多边机构和安全联盟中撤退带来的机遇,利用其财富获取更大的经济影响力,同时压制批评人士和少数民族。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们虽然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到愤怒,但他们似乎也不愿投入美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与其竞争。他们似乎满足于唱红白脸:特朗普总统坚称他在北京有一位好朋友,虽然他的重要部下们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脱钩与“恐红”

就在不久前,美国围绕中国还存在着一个跨党派共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竞争者,虽然两国间存在的很多问题——贸易逆差、能源问题、技术转让、南海争端、台湾、人权——正在造成紧张态势,但这些议题都是可控的,最好通过安静的外交途径解决。奥巴马时代,这意味着围绕从环境保护到军事事务的各项议题有多达90个双边论坛供双方展开探讨。新的跨党派共识则拒绝承认中国是一个有效的谈判伙伴,因为该国拒绝接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持这种观点的两党人士嘲笑前几任总统的共同信念,即终有一天中国将从经济改革过渡到政治自由化。相反,中国的网络黑客、间谍活动以及对学术自由的限制都显示出这个国家是一个从未改变的对手。因此,虽然两国间的“战略互疑”在奥巴马时代被认为是美中关系的特点,但用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话说,现在的中国是“我们时代的最大威胁”,而美国的目标就是惩罚未能符合美国预期的中国。

现在,中国领导人必须处理中美关系中的两大危险趋势:经济脱钩与“恐红”。两者都已经产生了影响。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的言论都暗示,贸易将成为美中关系改善的指导原则。正如彭斯在2019年10月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所说,中国对帮助中国实现惊人经济发展的美国善行有所亏欠。彭斯说:“大部分(中国经济的)成功都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驱动,过去25年我们重建了中国。”这一言论必然令北京侧目,对中国而言,对美贸易至关重要,但也并非重要到为了符合美国利益而放弃管理本国贸易的程度。

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及右翼媒体的盟友正在精心策划鼓吹“恐红”。与冷战期间的宣传鼓动不同,当时的重点在于渲染中国对东亚构成的军事威胁,而现在的重点在于中国的软实力。其中一个元素是中国的势力扩张对美国社会构成的所谓威胁;另一个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海外的贷款。人员交流、孔子学院、中国媒体在美分支机构、无论是否持有美国护照的华裔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全都面临着怀疑与随之而来的限制。华裔美国公民受到骚扰和身体伤害;前华盛顿州州长、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一个支持特朗普的电视广告中被称为中国间谍;美国和平队在中国的项目被叫停;华盛顿还警告海外接受中国贷款的人士小心掉入债务陷阱,因为可能会让北京拥有进行经济盘剥和设立军事基地的筹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确存在,但其他国家要么很感激中国的借款,要么别无更好的选择,因为特朗普政府几乎不允许任何竞争存在,尤其在非洲。

自然,中国否认这些指控与批评,认为这些无非都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北京争辩,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寻求与美国协商与合作(C2)而非取代美国,而“一带一路”倡议为关键发展项目提供了亟需的资金。此外,中国崛起代表的是自身历史“梦”的实现,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官方战略文件并未将美国视为敌人,但美国的确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持续崛起的主要障碍。美中关系紧张态势越加剧,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声音就会越嘈杂,很可能将看到积极双边关系存在价值的国际主义声音淹没。中国备受尊敬的美国观察人士王缉思在2018年写道:“包括我自己在内,一些中国的美国观察人士发现,我们研究多年的这个国家正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可预测。”他援引了美国政治的各种负面特性以及华盛顿既未定义也未遵守的对“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坚持。他警告,与之前双边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相比,“当下双边关系的恶化或许更为持久”。我们不难想象,对于像王缉思这样信奉与美国接触政策的中国分析人士而言,要想证明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会有多么艰难。

疫情来了

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上,美中两国展现出有趣的对比。对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而言,其相似性令人瞩目:早期的瞒报、不实的指责、迟来的承认、肩负“战时”领导角色以及试图篡改历史以期展示出前后一致的、充满活力的领导力。两国领导人似乎都下定决心要控制叙事,弱化早期处置不当的责任。然而,在执行层面,习近平与特朗普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援引中国的封城措施并盛赞中国是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受疫情影响国提供病毒防护物资的主要捐助国,习近平将中国是病毒发源地的叙事转化为中国是抗疫标兵的叙事。一些分析人士从全球领导转换的角度看待这种戏剧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救援转换。这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了,正如美中政策基金会的王翼指出的,好几个国家的政府批评中国“失信”,特朗普也竭尽所能令事态看起来就是这样。特朗普则展现出了惊人的无能,他无视疫情即将爆发的多种警示迹象,未能充分利用总统权力确保生产亟需的防护物资,拒绝指派抗击病毒全权协调员,拒绝接受医疗专家关于防范病毒合理措施的建议。当中国宣布危机结束、人员和商业开始恢复正常时,美国应对新冠疫情却出现了功能性障碍,美国经济也开始自由下落。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新冠病毒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应对全球健康危机的机遇,但这反而成了双边关系中的另一个摩擦点,在美国大选年更是如此。华盛顿多股势力正在合谋反对与中国进行合作。在白宫内部,那些所谓的对华鹰派推动特朗普针对即将爆发的疫情采取行动,最终出台了对往返中国的部分旅行禁令。有报道称,特朗普最初并不愿指责中国,他担心此举会切断来自中国的医疗物资供应。但在赞扬了习近平的领导力之后,特朗普转而开始附和鹰派的观点,有意使用具有挑衅意味的“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词汇。此后,特朗普开始带头指责中国,例如他称北京在知会美国可能爆发疫情上晚了数周之久。急于支持特朗普将关于病毒的叙事从自身无能转移出去的右翼媒体也应声附和。新的跨党派共识也发挥了作用。正如调查机构Harris Poll的负责人所说:“(在华盛顿)大多数人支持要求中国信守承诺,认为中国基本上无法令人信任,应针对中国出台更强硬的贸易政策。”

前路艰险

特朗普与习近平或许回顾了美中两国合作应对SARS疫情、H1N1病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派遣医疗专家奔赴非洲的往事。然而,今日我们看不到如此高尚的行动,因为脱钩已经外溢到了公共健康领域。例如,特朗普在回答一位香港记者关于美国与中国合作抗击新冠病毒的提问时发表了如下言论:

听着,我会让你们知道。几个月后,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回答。我只是想看看(中国人)怎么做,因为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帮助我们了。如何?眼下是时候中国帮助我们了,我希望他们这么做。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也没关系。我们已经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们要看看这份协议是否会被执行。我认为会,因为我了解习主席,我喜欢他,尊敬他……我会让你们知道结果。但是,要知道,这许多许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享受着我们提供的午餐,因为美国的前任总统们让犯下绝对谋杀罪的中国全身而退,而这本不应该发生。

因此说到底,正如特朗普以往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一切都事关贸易。

新冠疫情已经成了不实指控、阴谋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言论的战场。中美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正利用病毒和指责把戏来煽动怀疑、强化(支持)领导者声望的叙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新冠病毒起源或许与美国军方有关的言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阿肯萨州参议员汤姆·科顿等有影响力的右翼政客将新冠病毒视为对中国施加新制裁措施、推动作为美中经济全面脱钩一部分的“购买美国”计划的机会。他们的一些提议,如禁止进口包含中国制药配方的药品,得到了自由派的支持。其以“受制于中国”为由取消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资金支持,指责美国之音通过对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报道支持北京(白宫在一份声明中称:“记者应当报道事实,但美国之音却放大了北京的政治宣传。”),这些都是最新的“恐红”伎俩。与此相对的是诸如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和前美国官员以及智库负责人等的理性声音。他们认识到此刻的重要性,呼吁扩大美中合作抗击疫情。如果说新冠病毒揭示了什么,那就是只有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危机,无论是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还是核武器。

新的跨党派反华议程或许还未能拥有足够多的支持来大幅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在总统选举中这将成为一个议题——民主党被形容为对华软弱。未来一段时期,这一议程无疑将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这或许意味着亚洲将重返冷战时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设想一个不同的未来,一个复兴基于竞争性共存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在可能的领域寻求共识,在制造摩擦的领域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国需要明白,中国不是前苏联或俄罗斯;中国需要明白,尊重人权和透明度对美国而言多么重要。双方必须明白,它们是多么需要彼此来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建立信任是关键,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或重新发现)通往安全的合作途径。对于亚洲和全球安全而言,疾病防控、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国际经济、能源问题、海上交通规则、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扩散,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都是美中合作可行且至关重要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