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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引渡条约未必是坏事

2016-09-29

《环球邮报》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式访问加拿大前夕报道说,加拿大和中国同意启动有关引渡条约的谈判。经过草率认定,不仅《环球邮报》同一天的社论,就连议会反对派和一众新闻评论员对这一决定也是冷嘲热讽。《环球邮报》担心这类条约会让加拿大及其司法制度同北京的“高压手段”产生瓜葛。其他人则提到了中国的高处决率,中国缺乏正当程序和透明度的“野蛮”司法体系,以主当前反腐运动背后的政治动机。次日《环球邮报》继续危言耸听,在头版刊登文章,讲述中国特工如何扮成游客进入加拿大,追捕习近平反腐运动下的逃犯,劝他们回国自首。这种所谓的“猎狐行动”其实世人皆知,在加拿大以外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本文不是给他们找借口,而是提供背景,说明为什么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符合加拿大(及中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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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和特工的所作所为,加拿大媒体立即联想到了数日前加拿大人高凯文的获释。高凯文以间谍罪被中国关押了两年,他和妻子自称基督教的“传教士”,2014年8月被捕之前,他们在中朝边境经营一家咖啡店。多数加拿大人认为,对高凯文的指控是无中生有,或许是对加拿大公开指责中国网络间谍攻击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复。9月初特鲁多总理正式访问中国期间,向对方提出了高凯文一案。特鲁多的这次访问被认为相当成功,在前哈珀政府对华关系起起伏伏后,他实现了“重启”双边关系的目的(访华期间,特鲁多宣布加拿大将申请加入亚投行,加中签署了12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加方宣布在华开设更多签证中心,甚至近在眼前的油菜籽进口禁令也暂时叫停,解决了加拿大农民的燃眉之急)。但特鲁多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离开中国的时候,高凯文还关在监狱里。经过快速闭门审判,高凯文于9月14日被释放。

就在审判并驱逐高凯文的前几天,特鲁多先生的国家安全顾问丹尼尔·让在北京讨论了启动引渡条约谈判的问题。政府声称,高凯文的释放与启动条约谈判之间不存在利益交换和直接联系。也许确实是没有明确的关连。中国人并不想在李克强访问加拿大前夕找麻烦,特鲁多访华期间释放高凯文也并不丢脸。事实上,两国最高层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推手。

仅仅为解决一个领事案件而同意启动引渡条约谈判,对特鲁多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相反,决定启动谈判的依据是要让涉及中国的法律问题有一个坚实透明的基础。向加拿大派遣秘密特工的事情早已有之,甚至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之前就有。声名狼藉的走私犯(同时贿赂中国官员)赖昌星1999年持假护照进入加拿大,并申请难民身份。他在被遣返之前足足争取了12年,为的是避免被引渡回中国。赖昌星事件和让他回国的政治压力(暂且不讨论他的罪行),成为中国不明智地背着加拿大当局擅自追捕罪犯的佐证。处理这类问题的最好方式,是用“正式”机制取代目前的“非正式”手段。与中国当局定期对话,用法律框架处理赖昌星这样的问题,会使现状显著改善,让中方不再我行我素。这是加拿大得到的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控制从中国大量流向加拿大的热钱。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钱涌入加拿大,但后果大家都看得见,就是温哥华飞涨的房价和BC省赌场里可疑的豪客。有人估计中国每年非法流出资金高达1万亿美元,加拿大吸收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加拿大洗钱条例执行不力,机场执法宽松,甚至查获到未申报的钱箱后,也只是象征性罚款,钱仍然归还持有者。其他多数国家都是将这种钱款没收。据IBTimes报道,中国重要的经济逃犯有26人在加拿大(美国40人)。加拿大并不需要这些人。阻止热钱流入和贪官逃到加拿大的最可靠方法就是达成引渡条约,这样他们很快会去别的地方。单是加拿大和中国就引渡进行谈判(也许需要很多年)这件事,就能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是加拿大得到的另一个重要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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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后,因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可能命运未卜地遭到遣返。对于这种批评,特鲁多总理说过,与中国就条约进行谈判,加拿大会有严格的标准,会遵循符合加拿大价值观的严格程序。从启动条约谈判到形成条约文本,其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细节注定是关键。加拿大最新的引渡条约(与意大利签订,取代之前的条约)定义了可被引渡的罪行,即必须是两国都认可的罪行。条约还列出了所需的证据标准,列出了一方为何可以拒绝引渡的强制性与任意性理由。可以认为,与中国的条约也将包含上述条件,甚至更多。中国与多数西方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除了澳大利亚(澳方尚未批准)、法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都有强大的法治传统(当然西班牙是近些年的事), 因此可以想像加拿大与中国也能找到共同点。当然,谈判不会轻而易举,也许要花很多年。在这期间展开进程与对话要远远好过目前的失控。

如果加拿大基于现有引渡模式和特鲁多作出的保证,与中国达成协议, 那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向国际司法标准靠拢,其过程也会消弭两国的潜在麻烦,促进加中关系在其他领域向前发展。中国推动一项协议,帮助扩大其双边条约,收紧贪官身上的套索。这让加拿大有讨价还价优势,去争取达成加拿大公众愿意接受的协议。对加拿大来说这是另外的附带好处。

批评者急于指责中国的司法体制,认定加拿大将变成同谋。他们对中国司法缺陷的批评是正当的,但并没有批评到点子上。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应该是按照加拿大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双边的、基于法律的、明确合作内容的条约安排。这比嘴上谴责中国的体制而又一事无成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