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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的国际秩序

2016-02-19

在新一届政府领导下,中国在外交政策以及经济领域大展拳脚、表现活跃。总体而言,中国的新领导班子奉行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倾向于主动塑造国家外部环境,而非简单地被动应对。在此过程中,经济外交发挥了核心作用。从地缘角度看,中国外交的关键目标与首要事务可以更广义地概括为“大周边”政策,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享利益与命运、共担责任的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导或倡议的机制与构想,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或者“一带一路”等,有可能引发持久的地缘经济结构转变,从而对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正如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所提到的,中国有意愿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中国不仅为巴黎气候峰会取得成果贡献良多,还要主办2016年的G20峰会。上述行动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诸多努力,即构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角色,并为世界的公共福利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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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和经济举措,如即将接任G20轮值主席以及深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欢迎,然而同时,中国其他的一些倡议主张则要面对更多的质疑。对于这类倡议与主张,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持有怎样的观感和反应呢?

亚投行:一条分化美国与欧洲的界线?

对于中国提出的新金融机制,美国投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美国认为,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是对西方主导的金融机制的挑战。这些新银行能否遵行由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创立的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严格标准与规范,美国持怀疑态度。因此,它没有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就亚投行而言,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在欧洲最紧密的盟友英国,都站在了中国一边,许多欧盟成员国还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与美国不同,这些欧洲国家的方略不是拒绝中国的倡议而是参与其中,在机制内部为建立高标准、严规范而努力。

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决策相异,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在如何评估与应对中国的地区及全球倡议方面存在着一条跨大西洋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到底中国是寻求削弱自二战后建立起的西方主导的金融机制并想用自己的体系取代它们,还是说中国真心明智地在扮演西方长久以来号召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对此问题,欧洲内部也存在激烈的争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些举措是否标志着西方主导的秩序开始走向末日?这一论断同样争执未决。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和专家在批评政府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认为美国因此丧失了一个良机。美国有很多人将中国的议程更多地解读为一个温和的改革,而非对已有机制的正面挑战。

欧洲的矛盾心理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欧盟及其成员国就开始将其视为合作伙伴,以处理诸多全球事务,如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等。当欧盟与中国之间为交换意见而建立对话机制的工作未能产生任何突破的时候,欧洲方面往往会引用两个例子作为与中国在国际层面成功合作的典范。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参与亚丁湾打击海盗活动。中国的参与不仅对这项使命本身具有重要贡献,而且还是一次很好的促进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实践。第二个例子是中国在伊核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谈判中的合作在一些欧洲的政治家看来如此积极和成功,使他们对应用类似框架(5常+1,即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去解决其他冲突抱有乐观与欢迎态度。

然而,对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秩序中的作用,欧洲国家也有一丝担忧,尤其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地位与地区层面上的行为出现不一致甚至不相容时。欧盟及其成员国致力于一个规制基础上(rules-based)的国际秩序和法律体系。因此,它们更加倾向于冲突海域和领土纷争的和平解决,比如南中国海问题,并认为最佳的解决方式要么是通过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要么通过国际法庭的裁决。

中国的一些倡议主张如“一带一路”,意在开放与灵活,在提出时就没有设立统一的制度性原则或规范。就与中国合作而言,欧盟及其成员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即根源于这种开放性或模糊性:中国可能会针对不同地区、次区域或个别国家的不同,而在全球与地区层面推出有差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规则与规范。中国的这种理念,欧洲将如何应对?

(本文由盘古智库研究员李玲飞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