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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气候变化 关税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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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玉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达成阶段性协议符合长远逻辑

2025-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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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备受瞩目的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协议的达成颇具神奇色彩,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这一阶段性缓和具有其偶然性,更体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层次必然性逻辑。

受中美协议达成影响,美股市场出现大幅反弹,标普500指数5月19日一度涨至5968.61点,较4月7日底部4835.04点累计反弹超过23.44%。美国市场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认识渐趋理性。长期以来,处于逆差地位的美国看似贸易受损方,实则受到强势美元等固有制度性因素的掣肘。美对华逆差的本源性问题是中国对美劳动者福利转移和损失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宏大的制造业发展构想无法离开中国体系化的产业配套支持,美国政府需要的是更加务实的举措。

美元霸权和贸易平衡是“鱼和熊掌”的问题

美国对外贸易平衡越发受到强势美元的影响。美国难以同时实现美元霸权维系和对外贸易关系平衡。美元霸权与贸易平衡之间存在显著的制度悖论。对于一般贸易国而言,对外贸易失衡可通过汇率波动实现有效修复。市场机制下,本币汇率贬值能够通过进口抑制和出口促进实现贸易再平衡的有效调节。然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由于存在全球储备资产避险需求刚性,国际市场上长期存在其它货币对美元的“挤兑”,因而导致美元币值长期被高估,无法通过有效汇率调整的方式改善对外贸易平衡。

斯蒂芬·米兰于2024年11月撰写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提出上述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导致币值高估,进而使得制造业和贸易部门成本难以为继,最终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长期失衡。米兰的分析触及了美国生产制造业成本构成问题。维持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寻求美元霸权的重要战略举措。布雷顿森林解体后,美国通过石油美元、国债市场和其他金融设施控制等手段维系美元霸权地位。美元币值长期高估是美元霸权的结果,币值弹性的缺乏使其对于贸易平衡能力的调节大打折扣。美国无法同时获得货币霸权和贸易平衡。

美国对华逆差的本质是中国生产者福利转移和损失

通胀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隐忧。米兰报告在批评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对贸易失衡影响的同时,忽视其对于社会消费成本节约、通胀抑制和居民社会福利的深远影响。学术界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高通胀悄然而退仍然存在争议。在美国后续去产业化进程中,生产供给收缩和货币增长的错位,尤其是美国长期逆差和超量货币发行并未导致显著通胀。这一反常现象有违经济发展常识,值得从更具建设性的视角思考中国廉价进口商品对于平抑美国通胀压力的影响。

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商品对美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有助于缓解美国的潜在通胀威胁。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美国连续遭遇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但核心通胀率长期保持住2.0-2.5%的低位。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帮助美国年均降低1.3个百分点的核心通胀率,美国公司和家庭广为受益。1994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消费者年均节省6230亿美元,占美国年均非石油消费支出的12%。若没有中国商品输入,美国2017年CPI数据将比既有水平高出27%。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本质上是中国生产者福利对美消费者的国际转移过程。处于上游需求方地位的美国采购商持续挤压中国生产者利润空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议价关系最终推动对中国劳动者的福利挤压和对美国消费者的福利转移。比如,沃尔玛中国供应商平均利润率仅为3-5%,部分企业长期亏本对美出口。中国对美长期低价出口持续造成中国劳动者和社会层面的福利损失和企业生产难以为继。由于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和同质化竞争,中低端产业“内卷式”恶性竞争现象越发严峻。然而,中国生产者的福利损失非但未能获得美国社会的感恩戴德,反而遭致来自美方苛刻的“补贴”和“反倾销”质疑。

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离不开中国的产业体系配套支持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去工业化”进程,主要西方发达国家颇感产业化危机,近年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特朗普政府推出高关税政策,旨在通过抬升国外制成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壁垒,为美国国内制造业发展腾挪空间。然而,高关税政策作为一种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产业政策理念,很难适用于产业链分工时代。全球产业链分工时代,美国无法通过保护主义方式完成所有中间品环节的国内生产,过时的保护主义举措无异于自毁工业化前程。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当前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进程面临多重成本困境。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中低端产业转移,与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中心-外围”导向的市场分工关系。该模式下,有限的竞争发生于处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经济体内部。当前全球范围内进入工业化进程同步推进时代。美国工业化进程将受到来自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成本竞争压力。全球产业链分工时代,中间品供给的成本经济性和技术优势决定其工业制成品市场竞争力。

诸多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有全产业门类的体系集成、关键中间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诸多新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成长潜能。面向未来,美国有效的再工业化进程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举措,面对外部市场的剧烈竞争,与来自中国的产业体系配套是最具经济性和竞争力的选择。中国也希望与美国在重建产业和产能关系平衡中寻求长远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