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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危机类比

20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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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COVID-19大流行的经济和金融后果,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从早前的危机当中寻找先例和救济办法。很多人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作最有相关性的例子,尤其是在美联储3月15日宣布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之后。但这会是一个不幸的错误。

11年前有用的做法在今天是行不通的。COVID-19大流行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镜像,相关政策响应必须对症下药。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是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损失的一场金融冲击,而COVID-19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严厉的遏制措施,如封城、交通禁令和限制公众集会,这些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给企业、工人和金融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

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既恰当又果断地应对了震荡的主要源由——对金融系统的毁灭性打击。但在COVID-19危机中,美联储无法扮演同样的角色,因为它所应对的是二次冲击,是实体经济受到首次冲击后的后续金融反应。

对于处理COVID-19危机,我们反而必须看到,美联储出手固然有必要,但还不够。至少,它只是一个微妙的角色。

危机关头,美联储的决策必须始终慎之又慎。随着危机加剧,它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然而,在举行政策例会的前两天,美联储于3月15日(周日)罕见地宣布采取紧急行动。此举传递出的紧迫感无疑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使流动性危机迫在眉睫的流言四起。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美联储再等几天的话是不是更明智。

但这个插曲突显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变得过于依赖货币政策去解决困扰世界的所有问题。美联储周日突袭后的几天里,金融市场的大屠杀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2008年末和2009年初为市场暴跌有效垫底的央行“火箭筒”非但不是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正确武器,可悲的是,它如今还缺少实际的弹药。

当然,一直以来这都是一大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性利率从未正常,因此在应对下一次在所难免的冲击时,各国银行的选择有限。我们一次次发现,下一次冲击永远与上次不同,但我们总是专注于按照上次危机的情况重新设计政策、法规和经济结构,这使我们可悲地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准备。

只有解决危机的根源,才能遏制危机。在COVID-19大流行中,重点必须是遏制病毒。这需要采取迅速而有创造性的行动,首先是把重点放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上,放在遏制和缓解COVID-19的科学研究上。

一些人用战时作类比,以此强调当前政策响应所需要的力度和规模。虽然适用,但它的假设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而政治共识在当前两极分化的环境下是非常缺乏的。可惜,国内两极分化、国家保护主义和全球分裂的叠加,更让我们难以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一个全球性问题。

与以往一样,当危机过去后,对于我们怎样陷入了这场混乱,人们会深刻反省,其中无疑包括重新评估穷国和富国曾经以为是经济万能药的全球化。承蒙世界贸易的急剧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全球价值链大发展,相对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生产者,可以通过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受益,而发达国家作为消费者,可能通过买到更便宜的商品(以及越来越多更便宜的服务)而受益。正是这种“双赢”让人们接受了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也使相互依存的世界不幸痴迷于单纯的经济增速:增长越快,生产者和消费者“赢”的就越多。遗憾的是,它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如今急需的不仅仅是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资(COVID-19危机使之显露无遗),而且还急需环保投资,虽然气候变化的证据同样显而易见。

全球金融危机的脚本,是为一个在经济增长数量上受威胁的世界而设计的,但对一个在增长质量上有缺陷而受到冲击的世界,它提供不了答案。货币财政政策可以缓解金融市场和受重创的企业、群体的短期困难,但它们解决不了控制和缓解疾病的当务之急。

重启全球增长引擎的最好办法,是压平各国和全世界的COVID-19感染曲线,这是人们的广泛共识。此次危机中的决策者必须高度关注这一点,而不是关注上次危机的货币财政政策模板。历史证明了当代世界经济在负面冲击过后的恢复力,这为自生的反弹提供了希望,但那只有在控制住COVID-19疫情之后才能实现。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False Crisis Comparison”(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