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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为什么没有“北京共识”

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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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时间似乎足以辨别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逻辑。但在邓小平开启国家的“改革开放”40年之后,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来自中国的对手,“北京共识”仍有待被阐明。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努力将其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更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工业取代农业,而且服务业也越来越取代农业,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国家也已经从技术模仿者向全球创新者转变。同时,中国还应对了若干艰巨的挑战,包括负债过度、产能过剩、污染严重和官员腐败等。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蔡昉认为,只有结合中国的独特历史、人口结构和地理,更别提还有更广泛的技术和全球趋势,才能理解这一进程。毕竟,所有这些因素都帮助塑造了中国的治理和制度。

但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预见到中国崛起的人士之一欧伟伦(Bill Overholt)在其新著《中国成功的危机》中认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其实是“恐惧和简单化”。他认为,同样因素也推动着1945年后东亚的发展。

其他观察者,包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这类智库,似乎各有不同的意见。它们还不习惯评估一个历史遗产、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和治理传统等主要影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体。

拿治理来说,西方经济学说认为国家应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但对中国领导人而言,国家从概念上到实际操作中是否能与市场分开,甚至都不是十分清楚。

几千年来,由国家掌控一直是中国默认的治国策略,强大的中央政府负责监督国家稳定,防止地方上和派系的斗争造成混乱。因此譬如说,当中国打算加强领导人问责制的时候,其侧重点并不是建议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不那么民主的制度,而是制定法规,遏制权力滥用,促进产品、资本、人员和信息的流动。

在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制约下,对中国增长至关重要的试验和改造都不得不由地方政府来实施,因为它们有相当大的权力这样做,尽管这种权力不是十分确定。其思路是,通过利用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特长,中国可以创造增长,同时又不破坏社会凝聚力或损害国家的完整。

但中国的治理并不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在市场竞争的质量方面一直存在着国有企业占主导、监管有效性以及遵守国际法律、标准和实践等问题。而且,尽管中国政府被证明擅长提供“硬”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但它在发展与教育、医疗、能源、环境和金融相关的软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中国仍面临着如何平衡国家与市场的问题,以确保问责制、市场竞争和为世界1/5人口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伴随这一挑战的,还有技术的快速变化、全球化(以及对全球化的反弹)和地缘政治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西方已经最终证明其自由市场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了。21世纪初期以来,国家的作用几乎在每个经济体都有所增强,其衡量标准是公共部门在GDP中的份额,以及私人部门监管法则的深度和复杂性。

特别是美国,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准。同中国一样,美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它在很多领域也代表着全球的黄金标准,包括技术、国防和研发。

与中国的集权传统相反,美国的历史经验给公民和领导人灌输了对自由的热爱,包括自由市场和地方自治。上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增长得十分缓慢,直到为应对大萧条而实施包括联邦计划、公共工程项目和金融改革与监管在内的“新政”。

二战期间和结束后,联邦政府再度扩张,这反映了美国新的全球霸主地位和中产阶级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政”和对工会与住房所有权的支持创造的)。政府在国防、外交政策、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承担起更重要的作用。

不过,就算联邦政府加强了对某些领域的监管,美国仍然高度依赖市场,这导致不平等加剧、公共基础设施恶化,以及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债务。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衰退加深了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怀疑。

所以,美国一些最根本的挑战,如减少不平等、支持稳定的财政和金融环境、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这些与中国是一样的。而且两国都没有清晰且行之有效的“共识”作为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合作提供包括和平在内的全球公共产品应该是有可能的。

关键是,在同意对某些意识形态原则存在分歧的同时,双方要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在这方面,美国需要认识到全球合作并非零和博弈,不必把中国的崛起当成一种威胁。相反,中国与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可以为全球再平衡做出贡献,从而切实增强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稳定。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y There Is No “Beijing Consensus””(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