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大都处于“试水”阶段，政策缺乏连贯性。2018年随着特朗普任期推进，其各项政策将趋于成熟，并牵动中美经济关系走向。

美巴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反恐本身，而在于对未来阿富汗局势的认识和理解。特朗普政府可以让巴基斯坦成为美国阿富汗反恐政策失败的“替罪羊”，但这并不能解决阿富汗问题。

如果撕毁伊核协议，不仅对当事国伊朗不利，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友以色列和沙特同样不利，对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其最终结果只会是负面和多输。

特朗普称赞税改是“一代一遇”的历史性机遇，将创造“革命性的改变”。然而作为一种竞争性策略，税改的溢出效应和连锁反应不容忽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成立的头20年里是被美国厌恶的对象，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前，人们难以想象两国间会有正常关系。今天，中国人民拥有以往想不到的机会和自由。美国的政策应着眼长远，鼓励中国的下一代人掌握自己的未来。

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未来最有效的出路不是制造与中国的持续冲突，而是专注自身竞争力，恢复国民的团结意识，摆脱当前政治周期，重新成为他国愿意并且可以效仿的市场开放政治民主的表率。

特朗普总统日前批准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俄是侵蚀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而执政近一年来，正是特朗普本人对世界现状和国际规则随心所欲地“加以修改和重新审查”。

无论是考虑到后现代的文化熏染还是权力平衡，中国的行动都不足以将它定性为修正主义大国。两国外交人员应努力确保特朗普有关中国是修正主义大国的声明不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过去20余年美国发动的一场又一场军事侵略，并没有扭转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衰落的趋势。可以预计，特朗普政府新国家安全战略在给世界带来新的战争危险、政治冲突、经济动荡的同时，也可能会加快“美国世纪”的终结。

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特朗普未来任期内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定下基调。对中美关系而言，报告提出一系列紧迫、可行的问题或许有助于两国寻找新的合作点。

毫不夸张地说，特朗普总统的亚洲“政策”缺乏连贯性，其政府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最新表态正在变得语带敌意。

特朗普政府因其内政需要，单方面“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种“内病外治”的做法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对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华盛顿外交政策将出现重大转变的担忧不绝于耳。这种担心大部分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但特朗普公开与几个专制政权亲近，不顾它们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应当引起所有人的关注。

美国国会似乎打算在2017年结束之前通过重要的税收改革法案。这一变化将带来国际溢出效应。

每当美国总统出访世界某个地区，其目标无外乎安抚现有盟国、推动人权等民主价值观、建设外交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