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参加了今年的柏林外交政策论坛。论坛重点谈及欧洲安全和欧美关系，乌克兰危机成为重中之重。最直观的感受是，欧洲战略界被美国突然甩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牢牢牵着走，无论是政策制定者、学者还是媒体界人士，几乎所有讨论都从这份未经欧洲参与、却直接触及欧洲安全核心利益的计划展开。

特朗普意在重构一个与美国内外战略调整相协调的“后院”政治新生态，其“新门罗主义”在拉美国家战略自主抬升之际，以霸凌姿态回归，这预示着美拉之间的地缘博弈将进入复杂、动荡、多变的新周期。

欧盟牺牲中国利益向美方递投名状，既是高估自身能力，也忽视了中方的韧性和战略定力，并给中欧推进务实合作及在全球性问题的协调带来更多困难。

面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中印紧张关系似乎正在解冻，但双方还无力实现真正的缓和。

高市执政和美日同盟强化对中日关系构成巨大挑战，但也要看到高市外交的内外制约因素。中日关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积极寻找增长点、不断培育中日关系的内生动能非常重要。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损害了美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主要盟友的关系。印度的回应是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中印关系缓和标志着亚洲大国将引领全球秩序向更加多极化的方向转变。

中国新的稀土出口管制将其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转化为强大战略工具，限制范围扩大到技术、设备和专业知识，从而增加了全球的依赖性。此举加剧了它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并突显对关键矿产的控制今天如何决定着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

最近的事态需要中美就阿富汗问题举行高层对话，首先是即将在首尔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

中美竞争不断升级之际，菲律宾正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关系。马尼拉旨在缓解力量不对称，而中国对其海上邻国的反应表明，中国极不信任美菲联盟且警惕海上入侵者。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一次战略失败，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只会让美国在中亚陷入另一场代价高昂、造成分歧且容易失败的地缘经济战干预行动。

特朗普威胁要夺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以获取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并牵制中国等国。这是代价高昂的幻想。特朗普签署了2020年《多哈协议》，他的转向说明其外交政策是受政治报复心驱动。

经过多年的互不信任，中印两国正在谨慎地重建关系，包括重启边境谈判、恢复航班、复苏贸易，而特朗普对印度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更加速了这一进程。华盛顿的选择性做法非但没有孤立莫斯科的合作伙伴，反而似乎让这两个亚洲竞争对手走得更近。

与中国在南海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菲律宾正大力加强与澳大利亚及其他西方伙伴的防务关系，大规模联合演习和扩大军事准入计划凸显了这一点。尽管中国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但中菲都有责任缓和紧张局势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尤其考虑到菲律宾明年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正如加沙种族灭绝共谋所证明的，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共生关系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排斥。该地区需要的是经济大发展。

“九三”阅兵及天津上合峰会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心理震荡，围绕中国战略崛起和“大陆联盟”的讨论继续深化，事实上已经按下激发各方加紧进行战略调整的“快进键”，正式掀开了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国际秩序变革重组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