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通过放弃其制度、规范和合法性来源，加速了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崩溃。经济一体化如今被广泛用作胁迫工具，使中等强国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空位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国竞争、强迫选边，以及美国单边主义与中国捍卫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之间越来越大的反差。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已经过去，其政策在经济、贸易和安全问题上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削弱了战后国际秩序。

欧洲的道路很明确：借助中国的技术和投资加速电气化，以液化天然气多元化为桥梁，务实谦逊地与俄罗斯接触，放弃北约，转而构建一个不可分割的泛欧安全架构，并维护粮食和能源的自主权。

特朗普无法在格陵兰复制他在南美的强硬干预手段，因为两地情况截然不同。对于一个深度嵌入联盟政治和国际法秩序的地区而言，那些在委内瑞拉看似有效的方法并不适用。

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是一个未知领域，因此进展既不会迅速也不会轻松。美中两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格陵兰、委内瑞拉和乌克兰的案例预示着全球治理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全球治理没有消失，而是在危机与竞争压力下重建，且速度更快、争议更多、更具交易性质。

美国正在进行一次“霸权方式重塑”。过去的美国霸权强调通过同盟网络、多边机制和规则塑造来降低不确定性，现在的美国则更强调通过关税、制裁、执法、有限军事威慑与议题化交易来提高控制力。

委内瑞拉事件不会推动中美走向某种“责任共担”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双方在秩序理念、干预边界与责任认知上的差异。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香港成为可以设想前路方向的“中间地带”。这座城市的独特地位为对话提供了象征性的中立空间，同时它也说明，我们需要构建新框架来应对当今复杂的竞争。

中国大战略是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抵制西方主导的限制之间寻求审慎的平衡。它通过战略模糊和选择性参与扩大影响力、保持灵活性，并避免可能危及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对抗。

凯恩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德国的惩罚性赔款，通过让一个国家蒙羞和贫困，为未来动荡埋下了种子。他的洞见既是经济的，也涵盖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宽宏大量，而非报复。

美国仍致力于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这一长期以来的雄心壮志已跨越华盛顿内部的党派界限。美国的安全理论、外交辞令和军事姿态都在继续塑造美国是世界不可或缺国家的形象，它的保护伞保障着欧洲、亚洲盟友的生存。然而表象之下，华盛顿战略野心与物质能力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新多边主义植根于二战结束时建立的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摒弃美式霸权思维的同时，代之以协商共治的东方智慧，体现“基于美式，超越美式”的守正创新思路，代表全球治理的未来。

从针对全球、不分敌友的“解放日”关税战，到以稀土换军援、以赴美投资换解除制裁等赤裸裸的交易主义倾向，再到通过胁迫甚至威胁动武来重新划定领土边界，如此种种，似乎正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既有特征和运行模式付之一炬。

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和系列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包括中俄印三国在内的亚洲、非洲等27国领导人聚首，共话“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十个成员国还发表联合宣言，展现在世界多极化、多边贸易体制、二战史观、欧亚安全等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深化在反恐、禁毒、经贸、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对抗加剧背景下，这次峰会将给世界注入稳定、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并有助于制衡美国嚣张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