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加强经济合作是正和博弈，可以实现双赢。两国经济复苏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加大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理智，更重要的是自身利益，终将占据上风，从而避免一场重大贸易战的出现。

随着泰国和亚洲大部分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更多游客张开双臂，该地区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采取措施，打造更可持续的旅游产业，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要确保旅游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驱动力，不断支持即使最好的营销活动也是远远不够的。

福特、特斯拉两家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推进在中国的计划，似乎直接挑衅总统特朗普把制造业岗位留在美国的圣战。出人意料的是，两家公司目前尚未受到政府的阻挠。

与一个持续扩张、日益开放的中国的贸易关系令外国领导者身处这样一个境地，即与中国在投资和贸易领域进行官方接触给人的印象，往好处说是为寻求共同战略经济利益的务实合作，往坏处说则是与之为伍。

仔细审视中国的减排计划，可以看到更细微的图景。中国重申了在2017年推出全球最大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市场的计划。随着中国努力兑现2030年之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巴黎协定承诺，预计这一全国性碳交易市场还会降低减排的成本。碳市场的成功甚至有可能让中国提前实现上述目标，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这一点尤为重要。

“如果你们要能源，只需来个电话。”7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波兰举行的“三海峰会”上直接做起美国能源推销员。前往德国汉堡出席G20峰会顺访华沙期间，特朗普与十多位欧洲国家首脑风云际会，既开拓美国能源市场，又撬动地缘板块遏制俄罗斯，可谓一箭双雕。

特朗普执政半年时间里，中美在国际事务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的利益摩擦和政策碰撞仍将主要集中在经贸与南海问题上。

平稳平庸的实体经济，日益无法承受过去十年膨胀过度的金融和地产。而纳斯达克泡沫则是其中最为岌岌可危的。

近期，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后，中国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备受瞩目。无疑，中国的债务水平，尤其是企业债务水平，是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得到控制。但中国更迫切需要将经济增长率大体维持在潜在水平，并防止经济再次滑入“债务-通缩”陷阱。

双边贸易摩擦可以涵盖很多领域，包括钢铁、汽车配件及知识产权保护缺位，但其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只要中国凭借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继续推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商界就不得不面对非关税壁垒、产业政策、政府补贴、货币操控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当然，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不会一夕发生，但它的确需要强大的外力推动。

虽然西方专家们在1997年都作出了末日预言，但香港自20年前主权回归中国后发展良好。现今香港与内地经济上的差距日益缩小，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发展规划的出台，香港有望再次成为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存在。

虽然美国政府常年来一直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钢铁业却持续处于困境。特朗普总统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推出了一套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议程，但他却继续无视困扰美国钢铁业的真正问题。

布鲁塞尔与北京新的友好关系源自欧洲与中国日益趋同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与美国日益背离的战略利益。虽然这一转变被认为是对特朗普带来的政策真空的反应，但事实上，布鲁塞尔与北京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稳步发展，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遭遇压力的情况下。

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必然是全球互联的，只有与全球价值链相互协同，才能推进结构性调整和达到目标。我国应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顺应创新全球化趋势，推动世界各国共同依靠科技创新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与几年前相比，世界各国并没有多少理由继续增持人民币，人民币全球化不再是“无情而又不可阻挡的”，相反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确实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