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特朗普退出TPP并提出印太概念后，美国似乎就与传统的亚太经济合作轨道脱离了。这次拜登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主要目的是解决政治问题，而不是真的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合作。

中美气候合作承载了大量政治期待，也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如果两国能够经由气候合作总结新经验，进而对其他领域产生示范效应，这一合作就有望产生更大政治意义。

近年，欧洲内部要求推进对华“利益外交”和“道德外交”的诉求都在上升，这种两头兼顾的方式使欧洲面临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回到现实世界，美欧会发现特朗普的破坏并非那么容易修复，双方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拜登的“新西方”说易行难。

在中美围绕贸易问题展开博弈之际，世界政治、欧日角色和大企业大资本的变化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的中美关系相对于以往出现一些明显的不同，我们一时无法看清这些不同是结构性重大变化，还是一些个别现象。这给我们判断中美未来走势带来不少困惑。

地区秩序最终由经济关系决定。当前的合作结构容纳了多方利益和舒适水平，通过双向适应和接受为妥协与动态平衡打开了新的空间。中国在周边外交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邻国将逐步习惯中国的崛起。

气候融资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处于关键位置，但实际进展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巴黎大会有必要提升气候融资议题优先级，理清气候融资定义和机制，推动融资渠道多元化，优化气候融资的结构。

无论谈判是否很快达成协议，中美两国都不必对TPP采取守势。相反，两国应建立畅通的对话渠道，通过预防性外交提升相互信任的水平。

中美两年前将气候合作纳入双边合作优先领域，这一积极姿态对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产生了影响。两国在关键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加大了年底巴黎气候峰会取得新突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