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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兆一 北大汇丰商学院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

伊朗和以色列的“不可能三角”

2026-03-20

今年早些时候爆发的战争让大多数人猝不及防。这场涉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军事对抗,令整个海湾地区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恶性循环。沙特石油设施遭袭起火,卡塔尔暂停液化天然气生产,阿联酋三天内承受近900枚导弹与无人机袭击。这些国家无一主动求战,却无一例外深陷其中。

此时令人格外不安的是,即便1991年海湾战争也有清晰的逻辑、明确的目标和可预见的终点。而这一次,无人知道战争将如何收场。

这场战争的根源无法追溯至某一次袭击或某一项政策误判。我们所目睹的,是伊朗与以色列两国近乎必然的碰撞,而它们都陷入自己制造的结构性困局,我将之称为“不可能三角”:三个相互矛盾的核心国家目标,可以同时追求其中任何两个,却永远无法三者兼得。除非这两个三角被打破,否则中东永无持久和平,只会有以不同形式反复燃烧的战火。

伊朗的三角:真主、核弹与面包

伊朗三角的顶点分别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反美反以的基本立场;持续追求核武能力;以及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的现实需求。

1979年革命诞生的政权,其合法性建立在反抗美国霸权、反对以色列的存在之上。这并非务实派可以悄悄修改的外交立场,而是整个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石,是最高领袖权威的来源。放弃它,政权存在的理由便随之瓦解。

其核逻辑冷酷而自洽。伊朗战略家从利比亚的卡扎菲身上吸取了教训:放弃核计划,最终身死国灭。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即便孤立,也无人敢轻易触碰。核弹既是地区强权的象征、“抵抗轴心”领袖的资格凭证,更是最终防止政权更迭的威慑手段。

再看经济。伊朗拥有8500万人口,中位年龄不足32岁,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在不断萎缩的就业市场中竞争。多年制裁下,该国货币崩盘,中产积蓄化为乌有。政权需要经济增长以维持社会稳定,然而在制裁之下,有意义的增长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个陷阱如机械般精准:伊朗需要出口油气支撑经济,大规模出口则需要接入全球金融体系;而要获得接入权,就必须放弃核计划、改变对以色列的立场、接受西方规则。环环相扣,没有捷径。

其结果是自我强化的循环:核计划引发制裁,制裁造成经济困境,困境滋生社会紧张,紧张威胁政权稳定,不稳定加深对核威慑的依赖,进而招致更严厉制裁。仅靠外部军事压力无法打破这一循环,除非改变底层结构。

人力成本的代价显而易见。伊朗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本质上并非针对着装规定,而是一代人对一个剥夺青年未来的体制的反抗。移民加拿大、德国、阿联酋的专业人士,带走了伊朗大量不可替代的人力资本。政权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外部军事威胁,而是一代人年复一年用脚投票给出的无声判决。

以色列的三角:安全、合法性与占领

以色列的“不可能三角”包括绝对安全、国际正面形象、阻止巴勒斯坦建国。与伊朗一样,任意两角可以共存,同时追求三者则万万行不通。

以色列对安全的执念必须被认真对待。对大屠杀的记忆并非说说而已,它深植于民族心理,常以外界低估的方式塑造决策。“绝不让历史重演”不是口号,而是一个长期面临生存威胁、从未完全感到安全的民族的本能。这种历史形成的焦虑真实存在。

与此同时,以色列长期依赖国际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背书。而这种支持很大程度建立在道德形象之上: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当这种形象受损时,其根基便会动摇。形象不是虚荣,而是战略基础设施。

第三个角是阻止巴勒斯坦建国。数十年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让“两国方案”在现实中愈发难以实现。对以色列相当一部分政治势力而言,约旦河至地中海之间的土地是圣约,而非谈判筹码。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长期依赖持有这一立场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这使得阻止巴勒斯坦建国从政策选项变成执政前提。

矛盾是结构性的。以色列越是在加沙与约旦河西岸依赖军事镇压,就越为下一代埋下激进主义的种子。2023年10月7日事件,恰恰发生在以色列领导层认为局势“可控”之时。军事占领无法带来安全,只会带来暂时压制与更长期的不稳定。

同时,加沙平民的伤亡规模已对以色列的国际合法性造成持久损害。随着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谴责决议、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以色列自诩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说法愈发难以维持。爱尔兰、西班牙、南非的立场,以及西方民意逐渐但清晰的转向,都标志着临界点已过。

当两个三角相碰撞

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两个三角同时存在且相互强化。伊朗需要维持“抵抗轴心”角色以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这就要求它持续支持哈马斯、真主党与胡塞武装。而以色列的安全刚需,使这些势力无法被容忍,进而需要对其发动持续军事行动。此类行动及其造成的平民伤亡,为伊朗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道德弹药”。两个齿轮彼此咬合,相互驱动。

任何一个困局都无法靠武力解决。美以可以摧毁伊朗导弹系统,清除革命卫队指挥中心,迫使伊朗付出惨重代价,但这一切都无法消解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逻辑,也无法解决伊朗年轻人的就业危机,更不会改变伊朗对核威慑的根本诉求。

同样,伊朗导弹可以耗尽以色列与美国的拦截弹库存,向海湾国家施加巨大压力,但无法改变巴勒斯坦人口现实,无法修复以色列不断受损的国际形象,也无法松动极右翼对执政联盟的政治钳制。军事力量无法打破结构性的困局。

出路及其代价

“不可能三角”并非没有出口,但每一个出口都需要有人付出政治代价。对伊朗而言,2015年的核协议证明,接触并非无效。鲁哈尼政府以部分核让步换取了部分制裁的解除,伊朗经济一度复苏,民众对关系正常化前景产生了真诚的(即使是谨慎的)热情。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协议,伊朗改革派的政治空间坍塌,窗口随之关闭。这段历史表明接触策略可以奏效,代价在于找到愿意坚持下去的人。

对以色列而言,“两国方案”听上去或许是陈词滥调,但至今无人提出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现实中可操作的替代方案。以色列真正的安全——不是暂时的军事压制,而是延续数代人的安全——只能建立在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解决方案之上。内塔尼亚胡做不到,但以色列不等于内塔尼亚胡。

拉宾曾经尝试过,但遭暗杀。贝京曾与埃及实现和平,但付出了真正的政治代价。历史上出现过有勇气的以色列领导人,问题只在于下一位何时出现。

美国的作用无法回避。数十年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实际上削弱了本可推动以色列政治做出艰难选择的外部压力。当任何批评都被本能贴上反犹标签、每个联合国决议都被否决时,强硬立场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份永久的免责保护。只有改变这种结构性动态,“两国方案”才有可能从外交辞令变为现实政策。

被分析报告遗忘的人

在所有战略框架和地缘算计之后,最终回到一个更简单的问题:真正受苦的是谁?

一位朋友2025年底到访伊朗。德黑兰并非她想象的模样,那里有真实的咖啡馆文化,有时尚的年轻人,其活力远超外界想象。但在一家咖啡馆,柜台后的年轻女孩在结账时悄悄塞给她一张折好的纸条。她想在迪拜找工作,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个细节我始终无法忘怀——把希望折进一张纸片,递给只交谈五分钟的陌生人。要绝望到何种地步,才会如此?这位女孩并非没有能力,她能在国际化的咖啡馆工作,能用英语与外国顾客交流,能在短暂接触中判断对方值得信任。她只是活在一个看不到前路的架构中。

对加沙的孩子而言,代价则触及生存的根基。那里正在造就一代没有真正童年的人,他们在废墟中长大,失去父母,目睹家园被毁。这种成长经历会在成年后留下怎样的印记?会埋下怎样的种子?20年后地区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军事简报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不是因为任何一方达到了目标,而是因为多拖延一天,就有更多普通人为他们领导人解不开的政治死结付出生命。两个“不可能三角”不会自行消解,战火会以不同形式反复降临,直到某种更根本的东西发生改变。但在那之前,先让枪炮停下来吧。

政治的终极本质是“人”。所有关于安全刚需、核威慑、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宏大叙事,最终都必须回答一个朴素问题:它是否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些叙事所维持的,或许不过是政客保住权力的工具,而非真正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