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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扎希德·安瓦尔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副校长、香港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

美伊战争与巴基斯坦的调停外交

2026-04-21
2026年4月12日,一名巴基斯坦边防军士兵从‌伊斯兰堡一处宣传美伊和平谈判的广告牌旁走过。
2026年4月12日,一名巴基斯坦边防军士兵从‌伊斯兰堡一处宣传美伊和平谈判的广告牌旁走过。

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持续冲突,是2026年最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之一。它始于2月下旬,美以军队对伊朗军事及核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使得围绕伊朗核计划和地区影响力的长期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伊朗的回应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整个中东地区,打击美国基地及其盟国利益,将对抗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战争。这场冲突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引发了脆弱的停火努力,更凸显对抗长期化和产生更广泛国际后果的风险。

在一个不断演变的多极化世界中,巴基斯坦将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凭借其信誉、中立和战略智慧,扮演和平缔造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巴基斯坦在当前美伊危机中作为调解人出现,可以结合地缘政治定位、外交信誉和战略必要性来理解。首先,巴基斯坦地处南亚、中东和中亚交汇点,战略位置独特,并与伊朗直接接壤。这种邻近性加上长期的政治和安全联系,为伊斯兰堡提供了参与地区稳定的渠道,并与此休戚相关。同时,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历来复杂,但保持着务实交往,这使其成为双方都能接受的难得的对话者。

其次,巴基斯坦的外交中立增强了其作为调解人的信誉。与该地区许多国家不同,伊斯兰堡避免在冲突中公开选边站队,而是选择一种强调降温和对话的平衡外交政策。巴基斯坦积极搭建间接沟通渠道,并在伊斯兰堡主办谈判,从而在敌对行动持续的情况下将对话机制化。

第三,巴基斯坦的调解行动,反映出它渴望在国际政治中重新成为重要的外交行为体。通过参与高风险的冲突调解,伊斯兰堡寻求提升国际地位,并向主要大国展示自身实用价值。这与其更整体外交政策目标相一致,包括在加强与华盛顿关系的同时,维持与德黑兰的合作关系。这种双重接触凸显了巴基斯坦利用多元外交化解冲突的能力。

第四,巴基斯坦在促成停火安排和维持对话势头方面发挥了切实作用。其外交努力促成双方坐到谈判桌前,甚至帮助达成了临时停火,尽管缺乏全面解决方案。这表明巴基斯坦不仅是象征意义的中间人,而且是一个能影响结果的积极外交斡旋者。

最后,巴基斯坦的介入也出于务实的安全考量。美伊之间对抗升级直接危及巴基斯坦的经济稳定、能源安全和内部安全环境。因此,调停不仅是履行国际责任,也是防止地区外溢效应的战略必需。

2026年4月11日星期六,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左)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
2026年4月11日星期六,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左)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会谈。(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

巴基斯坦发挥关键调解作用,源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定位、平衡的外交姿态、战略抱负以及在地区稳定中的切身利益,这使其成为解决当前危机不可或缺的一方。

在当前的伊朗危机中,巴基斯坦能够赢得美国的信任并非偶然,而是战略契合、机制性互动与外交实效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学术角度看,这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可借助现实主义、外交信号和公信力理论来分析。

首先,巴基斯坦通过重建高层战略接触增强了美国的信心。在经历了相对的外交疏离期后,伊斯兰堡与华盛顿重新打通了直接沟通渠道,包括领导层互动和军事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军方高层与美国同行的密切接触,传达了其政策的连贯性和可靠性。这种接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也让华盛顿确信巴基斯坦能够担当审慎可靠的中间人。

其次,巴基斯坦通过成为有效的沟通渠道,展现出务实价值。它为华盛顿和德黑兰传递提议和信息,据称还转交了结构化谈判框架。在调停理论中,这种“中间人角色”是建立信任的核心:调解人的可信度不仅来自中立,更来自持续兑现可验证的外交成果。通过在敌对行动期间维持秘密渠道沟通,巴基斯坦向美国证明了它在达成美国战略目标方面的可操作性。

第三,巴基斯坦奉行审慎中立政策,这增强了华盛顿对它的接受度。与那些被视为在意识形态上偏向伊朗的行为体不同,巴基斯坦避免了公开的偏袒言论,而是强调降温、停火和地区稳定。这一立场符合“可信中立”的概念,即调解人被信任不是因为没有自身利益,而是因为能透明地管理这些利益。重要的是,巴基斯坦拒绝在军事上对伊朗采取升级行动,这向美国表明,伊斯兰堡的角色将保持在外交层面而非干预主义。

第四,巴基斯坦利用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网络,来增强美国的信任。它与海湾国家、中国和地区各方的联系,使其能够作为更广泛外交架构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中间人。这种多边嵌入性提升了其对华盛顿的价值,因为后者寻求通过联盟进行危机管理,而非单边接触。

第五,巴基斯坦国内机构,特别是军方领导层,在培养美国信任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高级官员参与维持秘密沟通渠道和促进对话,有助于外界形成对巴基斯坦连贯性、纪律性和战略严肃性的看法。巴基斯坦军方领导层在维持秘密外交和促成谈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其调解能力的信心。

最后,巴基斯坦自身的战略动机与美国利益一致,通过共同目标增强了信任。两国都寻求防止冲突升级、确保能源通道安全、稳定整个中东地区。这种利益趋同降低了投机行为的风险,提升了巴基斯坦作为调解人的可信度。

巴基斯坦通过重启战略接触、有效外交斡旋、可信的中立、多边联系以及核心安全利益的一致,赢得了美国的信任。这些因素共同使其在高度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成为可靠的中间人。

巴基斯坦在当前美伊冲突中获得伊朗的信任,可以通过对历史渊源、战略克制、外交信号传递、务实调解的综合分析来解释。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这种信任并非源于机会主义的结盟,而是植根于长期的关系积累和可信的政策行为。

首先,巴基斯坦与伊朗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联系,这构成了信任的结构性基础。两国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文化联系以及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持续外交接触。这种连续性促成了“战略互熟”,减少了双边互动中的不确定性。伊朗官员明确承认巴基斯坦的建设性作用,反映了基于这种历史关系的信任。

其次,巴基斯坦在危机期间对伊朗的非敌对政策,显著提升了它的公信力。与一些地区行为体不同,伊斯兰堡没有参与军事行动或发表针对德黑兰的激进言论。这种克制契合外交上的“消极保证”概念,也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展示其“不会做什么”来获得信任。对于高度敏感于外部干预的伊朗而言,巴基斯坦避免与美国或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结盟,传递了它的可靠性,并降低了伊朗的威胁感觉。

第三,巴基斯坦进行了持续的“幕后外交”,这在高烈度冲突环境中至关重要。它推动了间接交流,包括传递提议和维护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沟通渠道。此类作用是调解理论的核心:信任源于一致、谨慎和准确的信息传递。此外,高层接触——包括巴基斯坦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访问和沟通——更让德黑兰认为巴基斯坦是严肃且有能力对话者。

第四,巴基斯坦愿意在伊斯兰堡主办谈判,从而提供了中立且可控的外交空间。美伊在巴基斯坦开启直接谈判是一个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因为伊朗若对主办国的意图和安全保证没有基本信任,便不会参与此类高层接触。这一主办角色将巴基斯坦从象征性中间人提升为具备实操能力的调解人。

第五,巴基斯坦与整个地区的缓和努力保持一致,进一步加深了伊朗的信任。它与其他行为体(包括土耳其、中国和海湾国家)的协调,将自身调停行动融入更广泛的外交框架,减少了伊朗对其偏袒一方的猜疑。

最后,巴基斯坦的调解与伊朗的战略利益相契合,特别是双方都希望避免地区局势失控。冲突升级对巴基斯坦的边境安全、贸易和能源连通构成直接风险,这种共同利益诉求被伊朗视为真心实意,而非权宜之计。

2026年4月11日,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举行会晤。
2026年4月11日,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举行会晤。

巴基斯坦通过历史纽带、战略克制、可信的“幕后外交”、提供中立谈判场所以及安全利益的互利一致,赢得了伊朗的信任,在这场高度动荡的冲突中成为伊朗认可的务实调停方。

巴基斯坦在当前美伊危机中的调解,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政策参考价值的经验,可以为其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借鉴。从学术角度看,这些经验可以置于冲突解决理论、中等强国外交和战略治国方略的框架内。

首先,一个核心经验是,在保持战略灵活性的同时,维持可信中立至关重要。巴基斯坦能够同时接触美伊双方而不公开站队,印证了学界所谓“审慎中立”的价值。这一策略让伊斯兰堡成为双方均可接受的中间人,同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但调停进程的脆弱性也表明,中立立场需通过持续的信号传递与自我克制不断巩固。

其次,这一事件凸显维持沟通渠道特别是“幕后外交”的关键作用。巴基斯坦促进美伊间接交流表明,在高烈度冲突中,仅靠正式外交是不够的。保持谨慎、持续的沟通有助于防止外交彻底破裂,使停火讨论成为可能,即便未达成全面协议。

第三,巴基斯坦可以吸取有关中等强国调解局限性的教训。虽然伊斯兰堡成功将各方带到谈判桌前,并促成临时停火,但它影响最终结果的能力有限,结局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主要行为体的战略考量。这印证了调停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当调解人缺乏强制力或经济激励手段时,其影响力是受限的。

第四,调停过程显示了机构协同对于执行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巴基斯坦政治领导层、外交机构和军方渠道协同发力,这增强了其可信度和操作效率。文职和军方领导层在维持对话和促进谈判方面发挥了互补作用,反映了一种整体国家的策略。

第五,巴基斯坦认识到将调停努力融入多边框架的价值。其他地区行为体,包括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参与,表明当代冲突解决日益网络化而非双边化。通过将自身置于更广泛的外交联盟,巴基斯坦可以扩大影响力,降低单边调停的风险。

第六,这一经历表明,调停行动必须与本国核心利益诉求保持一致。巴基斯坦的参与不仅出于外交抱负,也出于对地区不稳定、能源安全和经济混乱的关切。这种一致性增强了其努力的可信度,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巴基斯坦在缓和局势方面拥有切实利益。

最后一个关键经验,是管理预期和叙事框架极为重要。虽然巴基斯坦的角色获得国际认可,但未能达成最终解决方案,这说明夸大外交成果有风险。有效的调解不仅要促进对话,还需要谨慎调整公共叙事,以反映渐进式进展。

巴基斯坦的斡旋外交,在中立原则、沟通机制、结构性局限、机构协同、多边参与和战略务实等方面均留下重要启示,这些经验将显著优化其未来作为地区及全球外交行为体的角色。

总之,巴基斯坦在美伊危机中的调停,印证了审慎中立、持续“幕后外交”与机构协同在当代冲突解决中的战略价值。其经历展现了中等强国在高风险地缘环境中的机遇,也暴露了其结构性局限。通过依托历史关系、将调停与国家利益绑定、将行动融入更广泛的多边框架,巴基斯坦展现了务实的外交能动性。但此次事件也表明,必须管控预期,正视自身能力在塑造结果方面的局限性。综合来看,这些经验为巴基斯坦未来更好地在国际外交中担当高效可信的调停方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