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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愚蠢”:特朗普、贸易与新美国单边主义

202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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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保罗·桑西亚 / 美联社)

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直致力于让美国走出重重困境。他敦促欧洲盟友和乌克兰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俄罗斯的长期冲突。最终,各方在土耳其举行了历史性谈判。同样重要的是,面对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他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达成在加沙地带长期停火的协议。此外,他还探索与伊朗达成新核协议的可能。

这些颠覆性的地缘政治举措预计不会立即见效,而且很可能因为没有更多结构层面的措施而失败,但特朗普为结束或防止灾难性冲突而为外交注入新活力是正确的。然而,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政策与公然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同时出现,这激怒了盟友,激怒了竞争对手,并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平心而论,这种疯狂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不要忘记,美国迫切需要解决其不断下降的制造能力问题,而这将对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军事力量领域。美国仅占全球出口的9% ,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仅为中国的一半,因此无力单方面决定全球贸易的规则。

此外,中国实力雄厚,决心坚定,绝不会在关税面前退缩。美国国内的抵触声音也在不断增大,美国联邦法院最近对白宫单方面征收全面关税的特权提出质疑。至关重要的是,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正在疏远关键盟友——对于任何旨在改革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协作与多边努力而言,这些盟友都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特朗普第二届政府还可能忽视更优解决方案,尤其是面向21世纪的产业政策,更糟糕的是,这甚至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新民粹主义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准,新闻报道往往显得过于脱离历史。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颠覆性政策引发了大众和主流媒体的普遍愤怒,然而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过去只是序幕。我们不要忘记,二战后充斥着无数美国外交政策冒险主义的例子,最终导致许多后殖民政权被推翻,包括伊朗民选的民族主义政府。

冷战后,美国崛起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单边主义曾盛行一时。从比尔·克林顿对中东和非洲的军事干预,到乔治·W·布什全面占领伊拉克,美国屡屡无视国际法和多边准则。看似反战的奥巴马政府,在通过外交手段与古巴等传统敌对国家打交道的同时,也常常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依赖大规模无人机行动打击恐怖嫌疑人。简言之,美国的总统极尽所能地滥用“战争权力”,随意执行外交政策。

然而,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赤裸裸的民粹主义倾向。如果不了解21世纪前十几年反精英情绪的高涨,就无法理解这位前房地产大亨为何能实现政治上的迅速崛起。由于对政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的失职感到不满,加之经济大衰退后银行家没有受到惩罚,越来越多的美国选民开始接受民粹主义政治,这提升了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等形形色色“反体制”人士的政治运势。

美国政治的民粹主义转向绝非非理性现象,其根源也包括物质财富的急剧衰退。近几十年来,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备受收入停滞和职业不稳定的困扰,而美国工业基础在持续不断的外包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急剧萎缩。这也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美国依赖从海外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本国制造业无法复兴,国防工业也可能面临衰退。

背后的数字令人震惊。过去50年里,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从最高的 27%下降到如今仅略高于10%。公平地说,美国名义上仍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约占全球 GDP 的1/4,但美国的全球出口份额仅为个位数(9%),凸显出该国异常依赖进口的特性。美国曾是世界工业中心,现在基本上成为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即使按照西方标准,美国消费占经济的比重(68%)也高得离谱,远远超过德国(52%),比中国(39%)高50%以上。

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单靠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回流和重振的作用有限。毕竟,美国缺乏竞争力是由更根本的因素造成的,包括相对昂贵的劳动力和落后的基础设施。正因如此,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制定者们才有更大胆的想法。

可以说,美国贸易鹰派中最具影响力、最成熟的思想家是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他曾在里根政府和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任职。莱特希泽哀叹美国将约20万亿美元的财富(以总债务和股权计算)外包给 “掠夺性的”竞争对手,主张对全球化进行彻底反思。

他的核心观点是,诸如“政府补贴”和“市场准入限制”等“不平衡的产业政策”、“低于市场利率的制造商贷款”以及宽松的劳动和环境法律,导致亚洲和欧洲“长期过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扭曲了由全球市场驱动的资源配置”。他认为,既然自由贸易“并不存在”,就有必要彻底重组全球贸易,以平衡其规模。

因此,特朗普的这位贸易顾问主张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的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将因此享受优惠待遇,而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家面临更高的关税和各种形式的技术转让限制。莱特希泽认为,由于“巨额贸易顺差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此需要采取严格措施,通过激励和惩罚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平衡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

然而由此产生了三大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历史上充斥着多边主义失败的例子,因此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这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即近年来美国的全球地位下降。这既归因于美国的失误,也归因于后殖民世界的经济奇迹,它使人们对华盛顿能否有效引导新的全球贸易体制产生怀疑。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说服全球主要经济体,无论是在亚洲、欧洲还是北美,接受其贸易条款。这里出现了最大的挑战,即特朗普第二届政府未能建立起由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联盟,甚至没有认识到这种联盟的必要性,尤其考虑到中国作为制造业和技术强国正不可阻挡地崛起。

美国的极端要求疏远了盟友关系,削弱了获得欧洲和亚洲盟友支持从而建立新全球贸易机制的能力。实际上,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甚至可能将包括欧洲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推向中国怀抱,至少促使其他主要经济体建立起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平行贸易机制。因此,尽管特朗普的初衷是好的,但最终可能让美国陷入孤立,无法重振其日渐衰落的制造业基础进而重振国家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