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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为何不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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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在瑞士苏黎世的高层会晤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以“一对一、面对面、小范围、长时间”的方式,围绕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国际媒体普遍评价会晤“低调务实”、“具有建设性”,对推动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此次会晤中,中方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作为一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中美关系本身,影响着大国关系的性质和走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如何处理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关乎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同时也会给世界其他国家起示范作用。“竞争”一词实际上定义了中美关系作为“对手”的状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理论色彩,这种关系状态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对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的看法,建构着国际社会的主流安全文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担忧中美关系功能失调、引发“新冷战”,正说明了这一点。同处一个地球,面对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全球气候变化引发各种灾难、各种非传统安全治理难题,中美两国需要回应世界的是:这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还是一个大国合作应对全球风险的时代?中国已经率先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共同安全、共享发展等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很显然,美国所谓的“大国竞争论调”不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的答案。

二是“竞争”一词容易诱导两国在发展目标上出现偏差,使中国被动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和其他国家竞争,不是和他国一争高下,分个输赢,更不是为了谋求世界霸权。在中国看来,国家发展根本上是靠内因起作用,中美两国都应各自专注于自身发展,不断增强自身能力,补足自身短板,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更好地提升本国民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不应陷在“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当中,紧盯对方的一举一动,认为“对方所得”必是“己方所失”,夸大对方行为给自身造成的威胁,想当然地揣摩对方的动机,使自身陷入“囚徒困境”。中美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面临的是多元的威胁,在“多极”世界中选择“两极”对抗只能是两败俱伤,而真正的矛盾和威胁得不到重视解决,自身发展进程也被自己制造的“安全危机”延缓或中断,最终在全球发展进程中败下阵来。

三是“竞争”一词虽然中性,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打着“大国竞争”旗号行“美国优先”之实,不断毁约、退群,推卸责任,自私自利,使全球治理大幅倒退,使国际政治文化朝“丛林法则”退化。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假借“中美竞争”名义,调动全政府、全社会力量对华实施遏制打压,种种极端言论和政策层出不穷,给中美关系制造了诸多负面遗产。上述做法已经让美国官方的“竞争”一词彻底变了味道。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告别特朗普主义,全面清理这些“负面遗产”,而不是延续上届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思路,有选择地忽视最应该“纠偏”的中美关系。“竞争”这一口号不仅体现不了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的客观现实,没有推动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意味,无法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定性,同时也会给拜登政府重新思考对华战略带来困难,还会给美国国内的反华力量继续炒作“中国威胁”鼓吹遏制打压中国提供最核心的“理论基点”。在这一定位下,美国两党很可能陷入一个在对华政策上“比谁更极端”“比着更强硬”的怪圈,使中美关系一步步陷入冲突和对抗的深渊。

中美要回答“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这道必答题,就需要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回到“乒乓外交”以来50年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去汲取经验和智慧,从“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等不同时期对中美关系定位的表述中,寻找“老问题的新答案”。两国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从战略层面重新思考中美关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要通过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发挥战略对话机制的推动作用,管控危机,明确底线,减少误解误判。同时,在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重启交流,务实合作,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修复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两国还应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积极引领全球治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以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和安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