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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怎样与中国合作

2021-03-11

即使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中国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国家。但正是让中国显得神秘的种种因素——悠久的历史、广阔多样的疆域、庞大多元的人口、复杂的政治、巨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让了解这个国家变得重要。无论好与坏,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西方观察家的最大挑战往往是如何解读中国。正如荷兰汉学家顾朴(Han Kuijpers)所说:“西方汉学存在着某些根本的不足,那些'中国专家'要么是假装了解有关中国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便不能把他们当回事;要么最终,他们承认自己并不那么系统地通晓关于中国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谈不上是'中国专家'了。”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大陆农业文明,一直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政治、社会、经济体系。

这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和市场资本主义诞生地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常常见到地理的分割和政治竞争。这种历史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在实现某些目标时,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其效率要比西方国家高,而在实现其他目标时却慢得多,例如民主建设。

不过,中国的中央计划与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譬如,就原始市场行为而言,共产主义中国可能比西方国家更加“资本主义”。实际上,中国2/3的“国营”经济现在已是民营,但它并不是靠西方式“私有化”来实现的。

中国从长计议、务实、因地制宜的决策方式挑战着传统的西方框架。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其决策者总是进行复杂的系统性思考。他们知道体系从来不是静态的,因此无法靠严格的规则和程序来实现充分治理。为了能够持续改革,并做出适应性决策——这对复杂体系的稳定、运行和发展至关重要——采用灵活的关系原则往往更实用。

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技术起了辅助作用,帮助克服了协调和沟通问题。 例如,微信程序将复杂的网络和组织连接起来,从而推动了大型复杂计划的及时递送。

中国决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倾向于强调集体生存,而不是个人利益。 例如,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处理体系衰变和崩溃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它可能带来不稳定,而重建又是多么的困难。因此他们致力于维护、发展和强化现有体系,即使那意味着个人要被迫付出短期代价。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冒一个简化思考的风险。表面上说,可以用一个“二X二”矩阵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做法,即其中的“我-我”与“我们-我们”心态。美国长期以来——尤其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政时期——都是采取“我-我”做法的缩影,在那里集体利益要排在个人权利和自由之后。

但是,从拜登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战略所表露的迹象看,它可能会推动美国迈向“我-我们”方式——仍然强调个人权利,但也要为集体利益着想——尽管这无疑会面临顽强的抵制。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正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就亚洲国家来说,它们大多属于“我们-我”类型,集体处在首位,但仍强调个人权利。而中国对集体福利的重视足以让它——与古巴一起——归入“我们-我们”阵营。尽管如此,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这两个国家都在不断提高。

显然,国际融合的日益加深使外部力量得以影响中国的思维,正如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遗憾的是,这种动态反馈环通常被当成了一种零和博弈,一些国家不仅固守熟悉的方法和观点,还试图把自己的方式强加给别人。

计划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来遏制中国,使之成为两个大国之间“极端竞争”的一部分,这正是拜登准备做的事情。而这会使所有人的情况更糟。毕竟,正如新冠疫情所凸显的,全球合作对于应对恐怖主义、移民、不平等、气候变化等跨国挑战至关重要。如果各国互斗,这些挑战只会越来越严峻。

当前,中国正在理顺自己内部的事务,如实施“双循环战略”,通过加大对“国内流通”的依赖,增强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韧性。但这一战略并不排斥合作,相反,中国欢迎加强合作,以迎接共同的挑战,只要合作不意味着它要在基本信念或制度上做出妥协。

当西方准备进行合作——不是试图迫使中国跨过红线,如进行政权更迭——的时候,制定新的全球性社会契约将是至关重要的。这意识着首先要改革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通过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这一进程可以促进各国发展共同的叙事,每个国家都在全球大集体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就会为保护全球公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不是争夺全球主导地位。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How to Cooperate with China”(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