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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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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中美关系:四大危机加速酝酿

20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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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螺旋下滑,彼此信任快速消耗,共同利益基础不断削弱,互利合作逐渐松弛,甚至侵蚀到多年来有力支撑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新冠疫情不仅未能重聚中美协调合作的纽带,反而加深了两国矛盾,双方摩擦分几个阶段演进。

第一阶段,美国在国际上率先从武汉撤侨,率先采取断航、限制中国人入境等措施,内部则商讨如何利用中国疫情推动就业机会加速回流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众院议长佩洛西等人利用出席国际会议之机继续就华为问题施压,被中方视为“落井下石”。

第二阶段,美国内疫情暴发,特朗普政府为转嫁防疫不力责任并保大选选情,借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特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事件,改口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向中国“甩锅”。中方实施舆论反击,白宫认定中俄联手发起“栽赃”美国的信息战。

第三阶段,经双方外交互动,包括相互交涉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媒访谈,以及精英群体喊话,激烈摩擦略微得到控制。3月27日,在G20特别视频峰会召开次日,中美元首通话,双方明确表示将开展防疫抗疫合作。

第四阶段,美国疫情深化并全面失控,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锁定推责中国的策略,美国国会启动疫情全面调查,个别共和党州检察部门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中美舆论战重新升级。

中美在疫情之前就已濒于“新冷战”、“准冷战”状态,疫情发生后更坐实了这种状态。

这场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与美国的制度弊端均得到彰显,政治自信一升一降,美国的对华敏感心态更为深重,“制度之争”明确成为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重大因素。

中美在疫情期间不断升级的舆论战对双方民意产生了极大塑造作用,相互愤恨、怨怼的情绪成为主流,对政治、新闻领域的具体摩擦事件的处理重现冷战式的大国循环报复模式,中国和美国在对方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急剧下坠,社会基本面对对方的认知和感受发生转折,给两国关系留下绵延且严重的“后遗症”。

皮尤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目前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提出该问题以来的最负面评价,2017年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为47%。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一个主要威胁。

对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来说,这场疫情是“非传统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已不需要在国内再进行一场对华竞争战略调整的动员,动员已经近乎完成。而在太平洋另一边,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中国国内共识的趋于形成,新的对美战略即将揭开面纱。

至此可以判断,中美关系将正式开启“后疫情时期”,迈入恶性竞争的历史时期。对华竞争是美国既定战略。以更加主动的斗争精神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是中国外交的变动方向。“针尖对麦芒”式的相互调整决定了未来中美互动将更为紧张。

在前头等着中美关系的,有四场危机。

第一个是“质证危机”。疫后,为了减轻自身罪责,特朗普政府将以极为凶蛮的方式在国际上大造不利中国的舆论,围绕疫情对中国的调查追责压力可能长期存在,内容涉及病毒源头、实验室安全、信息可靠性、中共与世卫组织关系和信息战,通过国会立法、民间诉讼、政客渲染等多种形式进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过程而非结果,因为无论哪种路径,有关司法审议和质证都会旷日持久,给我国带来长期名誉负担和道德压力。或许,把我国长期放在舆论和道德审判席上,不断“毁誉”中国,才是美国右翼极力炒作“追责”的真实目的。

第二个是“经产危机”。疫情转移了人们对中美贸易战的视线。事实上,更大的摩擦正在积酿。落实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工作虽然年初取得积极进展,但疫情发生后在需求端和供应端都出了问题,在执行机制检视下,其结果将决定新的关税战会不会发生,以及第二阶段谈判还会不会有。

与此同时,美国各行业正重估供应链安全与稳定,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渐进出台限制敏感物项对华出口措施。以数字、网络和部分制造业为主要领域,中美产业“脱钩”之势在疫情实际“演练”中进一步扩大,存在发展成系统性“脱钩”的可能。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化活性下降、美国经济衰退、本土就业机会大量丧失,也会从客观上加速“脱钩”。瑞幸咖啡虚假交易事件造成的影响则使中美资本市场“脱钩”不再是天方夜谭。

第三个是“地缘危机”。疫情在战略安全层面也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美军内部发生疫情扩散,直接影响其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计划和战斗力,也使其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海的动向更为敏感。事实上,美军舰机在中国近海的自由穿越、抵近侦察活动没有受到疫情影响,频率不降反升。疫情过后,随着五角大楼对海外军事行动“冻结令”的终结,美军在印太部署和活动的全面恢复,以及台湾蔡英文当局第二任期开启,两国民族情绪更加激昂,中美在东亚、东南亚海上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比疫前升高而不是降低,面临更大预算压力的美军也可能更卖力地炒作“中国海上军事威胁论”。

最近在中国国内突然掀起的对是否应扩充核武库的热烈讨论,被美国解读为核政策根本性调整的信号,不仅将增大来自美方的多边核军控谈判压力,也已触发美方对中国军事意图的新一轮重审。

第四个是“选择危机”。疫情过后,全球体系、国际秩序的活跃调整也将拉开大幕,世界各国在疫情当中无一幸免,它们将全面参与调整。美方担忧中国借美深陷内部危机填补体系“真空”,与美争夺“领导力”,这种心态是真实和迫切的。改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机构将成为国际秩序之争的新战场,中美争斗将甚为激烈,美国最终可能上演“出埃及记”。如果美国另组美版世卫组织,将同其架空世贸组织、以新标准重建贸易圈层等行为一道,正式拉开全球体系大裂变的帷幕。

各国各自调整与中美两强的关系也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不愿在中美之间做选择,但都会重新审视中美两国的对己攸关、国际地位、价值结构和全球枢纽作用,进而重置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决定它们最终政策取向的除了市场机会、合作回报、政治红利,还有价值认同、安全附着、心理恐惧。

以上四场危机极难管控,可能相继发生,更可能同时并发并在后果和影响上交相渗透。它们将全面、彻底地改变中美关系议程,并大面积牵动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更深层次调整。未来风雨如晦,今后六个月尤其危险,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更要积极干预,不要任由最坏的事情在我们这两三代人眼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