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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

新技术包裹下的中美竞争:未来已来,合作未至

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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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学者们正在恶补两方面知识:一个是冷战史以及美苏战略博弈所能提供的经验教训,再一个是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形态的影响和对国际关系的冲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表明中国准备像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一样直面战略竞争。

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的中美关系日益被各种因素裹挟进战略竞争的峡谷,竞争在传统和新兴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加剧了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传统意义上,两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海上展开的当面战略博弈历时已近十年,没有缓和下来的迹象。另一个情况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希图开启新的多边核裁军谈判进程,要求中国必须参与其中,理由是担心中国中导能力的快速发展和与俄罗斯的“事实结盟”击破美国的海上战略优势和发起第一波核打击的能力。

在新兴技术领域,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面,双方都希望占据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以此作为所谓“国运之争”的跳板。中国希望使自己的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到2030年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特朗普总统2019年2月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保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内有股力量正推动中美在人工智能等关键科技领域“脱钩”,以阻止中国对美国“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这导致中国国内“技术爱国主义”高涨,加速推进自主研发。另一激烈竞争的领域是半导体。

基辛格认为世界已经站在“新冷战的山脚”。上个世纪冷战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美国和苏联在关键战略地带以直接对峙和“代理人战争”的形式进行拉锯式地缘争夺,同时各自狂热追求尖端技术优势,进行综合国力的竞赛。美国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阻止苏联通过贸易获得西方的高新技术,并凭借自己的军民融合优势拖住苏联,最终赢得了竞赛。现在尚不能用“冷战”或“新冷战”来界定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但在传统层面与新兴领域同步展开的大国竞争已经开始合围。

2019年11月,96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又一次来到北京,这次不是来谈其所熟悉的地缘政治,也非在白宫和中南海之间传话,而是出席创新经济论坛的一场特别对话。关于人工智能,基辛格也在做他的追踪思考,承认几年前并不相信新技术,但现在意识到人类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化。在此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基辛格担心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人类的理性分析,“终结启蒙”。

在刊载于《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基辛格主要从人类的视角出发谈论“全新的甚至更加彻底的技术革命”,虽未直接涉及这场革命与大国权力架构的关系,但坦言世界秩序正面临一场“颠覆性的变革”。而在基辛格此前阐发的世界秩序图谱中,大国是绝对的主角。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围绕这项新技术的讨论逐渐丰富起来,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第一是在哲学层面,也就是基辛格关注的层面,未来应“以人为中心”还是“以机器为中心”,人会不会最终沦为机器的奴隶?第二是在技术层面,存在优先发展技术、边发展边规范,还是规则先行、技术缓行的争论,而一些技术人员急于施展技术,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正在做的事会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第三是在国家层面,人们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没有哪支全球性力量抵挡得住技术变革带来的诱惑,为能在关键时刻制胜对手而追逐技术优势,国家有可能陷入人工智能赋能狂热,未来比规范技术更重要的恐怕是约束国家的欲望。

三个层面的讨论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彼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当下人们对未来的恐惧感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新技术平台搭载传统矛盾所形成的未知。

在当今世界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潮流中,中国和美国是公认的两大引领者。美国拥有“从0到1”的基础研发优势,中国则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数据资源在应用和工程能力方面领先。未来,如中美实现竞争性合作,人工智能的快速、高质、规范、普惠发展大为可期;如中美选择技术争霸,极力打造技术和资源壁垒,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中各行其是,那么两国各自新技术的发展都会降速,人类对技术失去控制的风险则明显上升。

通过对科学和工程领域著作进行文献统计,有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学者在2014年至2018年间共同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增长了55.7%,并得出结论:如果美国贸然切断同中国的科研合作关系,会导致美国的发表成果数量也大幅下降。

中美这样的大国还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门槛并不高,其军事化的积极实践者绝不仅限于大国,也包括在军事对峙中处境不利的中等国家,它们当中的一些一旦成为技术扩散的受益者,对先发制人和非对称打击效果的追求将不仅迫使大国增加投入,也把国际安全置于更加不确定、不可测的境地。此外,如果恐怖主义组织掌握了人工智能技术,会怎样使用它呢?

在传统的地缘政治、零和竞争、绝对控制以及非对称思维驱动下,人类会不会忽略甚至漠视规范和道德使用新技术的需要,最终开启技术反嗜的“魔盒”,亲手按下历史终结的按钮?大国将在这股被众多因素裹挟的趋势中做何选择,是扮演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这种假设与当年美苏游走于“确保相互摧毁”核战略边缘从而几次陷人类于生死存亡关头有相似之处。只是,当年中止“古巴导弹危机”的是大国领导人和舰艇指挥官的理性,将来如有第三方或非国家行为体利用新技术制造灾难或者人工智能自我决策引发危机呢?

在国家的竞争和普世的伦理之间尽到管理与引导的责任,是一种艰难的平衡,大国首当其冲。依中美目前的关系态势,两国合作发展人工智能的前景几乎不存在,恶性竞争的可能却仍在被不断放大。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提出的八项原则是: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其中,“责任”和“可控”是关键词,也是最容易凝聚国际共识的。既然具备人类视角的相通价值是存在的,中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治理对话与合作也是可以开展的。在此方面,欧洲走在前面,中美需要跟上。

在敌意螺旋下降的过程中,中美急需为彼此关系找到新的“压舱石”或“稳定舵”。有鉴于经贸合作的作用已经不稳,在两国之间探讨全球治理合作具有政策储备意义,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与应对规则的制订以及相关技术军事化后的军备控制可以成为两国对话协商的领域。然而,我们不必指望这样的沟通真能将中美关系带回建设性接触的状态。未来数十年的中美关系,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迫切任务是管控风险,新的“压舱石”恐怕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相互试探和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实现大国权势的平衡。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正在到来。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是无法主导这个时代的。而且,将来的治理就算再敏捷,也未必跟得上机器自我学习和进化的步伐。需要对未来有足够的敬畏,不仅要掌握竞争和博弈的常识,也要学习克制和管理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