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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重视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20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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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后,世界市场分裂的局面结束,资金、商品、人员全球大流动,全球化飞跃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了社会财富,一批新兴经济体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崛起,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其非常突出的正效应的同时,它的副作用容易被忽略。这次新冠疫情仿佛突然间打断了全球化的进程,把负面效应突出、放大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全球化,应该对它作什么调整。笔者认为,虽然疫情加强了逆全球化的潮流,但全球化既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不会从此消亡。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终结。但在疫情之后,甚至现在,对全球化的某些调整已经开始。笔者认为主要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会朝着更注重公平的方向调整。效率和公平,这是人类社会多少年来的老问题。过分强调效率,容易使社会两极分化,失去公平;太偏重公平,又可能使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停滞不前。过去几十年里,可以说各国都比较注重效率,而社会公平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在美国,全球化的“赢者”和“输者”对立尤其明显。社会财富大量不成比例地向着科技精英和商业精英集中,形象地表现为硅谷和华尔街,而普通民众则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多少好处,中产阶级中下层的地位下降了,在“铁锈”地带甚至出现大量蓝领失业的现象。2011年美国就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疫情之后,一个普遍的趋势是使政策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只有更加公平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对市场要提供有效的引导,使其提供更公平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和税收政策实现二次分配,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更多的保护;对公共福利、养老保险、医保等涉及每个人利益的社会生活要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投入。

第二,在利益和安全之间,会朝着更注重安全的方向调整。资本要追逐利益,哪里利润高就投向那里;商品需要市场,哪里价钱好就卖到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中,为了最大的效益、最大的成本与产出比,许多商品的产业链、供应链都拉得很长,如苹果手机从设计到最后装配,有43个国家和地区投入其中。在这次疫情中,起先是中国疫情暴发,导致停工停产,对国际产业链产生冲击。及至中国恢复了生产和供应,别国又发生了疫情,尤其是那些深度参与全球化的欧美国家发生了疫情,又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一次冲击。由于美国这些年来加大外包力度,其防疫所需物资多半依赖国外,尤其是中国。一些美国人于是考虑,不能把与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产业太多外包,美国联邦紧急署已经与有的企业商量,要它们转产重要的防疫物资和医药产品。美国自己生产的这些商品可能比从中国购买的贵些,但生命安全比价格更重要。笔者以为这种调整是可以理解的,它与一些人鼓吹的中美“脱钩”不是一码事。

第三,产业链的区域化调整。与上面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是,除了生命安全外,疫情也暴露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一旦发生疫情这样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或因为别的原因,导致供应链断裂,国家安全就面临危机。当前,由于供应链的问题,美国的F-35歼击机不能正常生产。现在各国的相关企业已经在考虑如何缩短产业链的问题。笔者以为,疫情过后,世界很可能形成三个产业链中心:北美(美墨加)、欧洲和东亚(中日韩)。大体说来,价值链中70%的核心部件和半成品将可由本中心提供。特朗普任内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已经为北美产业链中心奠定了基础。欧洲各国本来就是深度一体化的。中日韩三国都是贸易大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深,近年来自贸协定的谈判风雨兼程。疫情可能促使三方提前达成协定。自然,这里所说的产业链中心是相对的,不是相互隔绝的,相互之间也会有许多互补性、依赖性。

第四,在国家让渡主权与维护经济主权两者之间向更多维护主权的方向调整。在全球化过程中,主权国家都让渡了一部分主权,自然也都享受了别国让渡的主权。联合国、国际组织、国际条约都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也对国家权力形成制约,成为全球化和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世界产业链的形成主要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企业是真正的主角。奥巴马政府就想实行“内包”,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后,命令美国跨国公司回迁美国,但应者寥寥,这都是企业对政府权力限制的例证。在后疫情时代,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可能提出更多维护各国经济主权的问题,对全球化的规则进行若干修改,全球化可能进入2.0时代。

总之,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仍将继续,这个趋势不会变,但对某些规则做法会进行调整。我们既要对这种调整抱持开放的心态,予以理解,又要继续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