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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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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中国靠什么稳住外资?

20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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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是否系统性撤离中国是当下中国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但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是否已度过“刘易斯拐点”日益受到关注,加之全球制造业有收缩趋势,人们一度担心外资大举撤出中国。但近年来的情况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近年来,受全球需求萎缩及各国限制性投资政策影响,全球海外投资持续低迷。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FDI(外国直接投资)为13940亿美元,比2018年又下降1.3%,但同期中国FDI为14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0.7%,占全球FDI份额进一步升至10%。今年以来,中国受新冠疫情影响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但4月份由负转正,同比增长8.6%,是当为数不多的月使用外资同比增长的国家之一。

对外资企业而言,重塑高度分工的全球产业链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的复杂过程,不会因为某国政府的“搬家补贴”而改变长期战略决策。靠近产品市场、优质的要素资源、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链,及友好的营商制度环境,是大部分企业做投资决定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难以否认的是,中国当前正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国内国际形势,这对吸引并稳定外资形成了巨大挑战:

其一,疫情之后对国际市场资源的争夺会更趋激烈。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疫情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有可能使今年全球FDI降幅高达40%。海外市场“蛋糕”逐步缩小将进一步加剧国际间的引资竞争。

其二,营商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突出。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等传统要素红利不断衰减,加上综合成本上升,中国的成本比较优势已经大打折扣,迫切需要在商事制度、贸易投资便利化、监管制度等领域重构新的竞争优势。

其三,《外商投资法》作为外资“基本法”还须不断完善,从立法颁布到切实完善和推行还将面临诸多问题。如何协调现有法律体系下一般法和特别法、全国和地方、新法和旧法的冲突,如何在持扶本土企业与兑现外商投资制度开放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谋取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共赢局面,这些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其四,以自贸区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制度性开放迫在眉睫。中国离高水平开放相去甚远,国内能够比肩全球高水平自贸区的地方并不多。原因是中国在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体制、监管体制等方面还有诸多障碍,自由化程度较低。特别是现行大部分自贸区基本依然沿用出口退税、保税加工等保税区优惠政策,难以形成税收价值洼地,与“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新加坡、香港、迪拜等世界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比不仅税负较高,也缺乏更具鼓励性的政策。例如,新加坡就对鼓励类产业和企业实行有选择性的税收减免支持。

最后,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规则压力”。2018年以来,诸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三国协定(USMCA)等超大规模的自贸区协定相继生效,并呈现出高标准、全方位、广覆盖以及强排他性等特征。这些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深化了关税减免、贸易投资便利化等传统议题,更在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等新议题上掌握规则主导权。中国如果不在这些新规则领域大力度改革,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规则合围”,甚至被排斥在新一轮国际规则体系制定之外。

未来的全球竞争归根结底是规则的竞争。“稳住外资”并非一个短期政策激励问题,它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需要更强有力的倒逼机制。中国应以《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的实施为契机,引入“竞争中性”原则。例如在许可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国企改革、营商环境等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监管模式以及更加透明的政策执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