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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萧条来了

20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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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引起一场空前规模的全球经济危机。为延缓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导致了股市暴跌、全球贸易崩溃和供应链断裂,并将金融体系推向坍塌的边缘。这个大漩涡由疫情引发,然而说到底,其根源还是全球体系日益脆弱,无力克服2008年危机当中突显出来的问题。如今,资本主义正面临两个世纪以来第三次动摇整个体系的危机,其经济影响有望使1873年和1929年的大萧条重演。与那些大冲击一样,此次危机也令全球经济秩序有必要彻底重组。

由于生产性投资的获利停滞不前,大量资金流入投机性泡沫市场。而一场大冲击最终让这些泡沫内爆,令账面财富荡然无存,并经由金融体系的传导造成一连串崩溃。投资锐减,负债企业倒闭,大批工人被解雇。可悲的是,每一次的故事都令人难以置信地似曾相识。1873年,美国和德国兴建铁路的泡沫破灭,标志全球资本主义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接下来的一场全球经济衰退直到二次大战时才结束。2020年,疾病大流行刺破了脆弱的债务和资产泡沫,这些2008年后堆积起来的债务曾支撑全球经济的增长。

投机性泡沫是危机的表症,而不是起因。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使全球经济中的许多生产部门出现饱和,导致从钢铁生产到船运等各领域的产能大量过剩。这样一来,生产性投资的利润要么停滞,要么下降,由此引发人所共知的“逐利”,投资者被迫向高负债的公司和政府投怀送抱。就在这场危机开始之前的几个月,全球债务负担——其当前收益来自(虚构的)未来回报——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所有这些当中,从股票市场到房地产市场,一切都被“完美定价”,哪怕美国和欧洲已经陷入制造业衰退。这场大流行撞上的全球经济本来就是在刀口上保持平衡。

每一次资本主义扩张长周期的结束,都遵循着一种可以预见的模式。资本的过度积累令那些有利可得的投资被挤出,迫使私人投资者将目光转向别处。对当时领先行业的投资——无论是纺织业和铁路,还是汽车,还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都被涌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投资所取代。就当前而言,这种能动性同样驱使着一切,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到疯狂高估的美国科技创业公司,再到建立在高负债公司信用基础上的衍生品。随着疾病大流行照例使商业陷入停顿,各地资产泡沫背后的牛皮大话瞬间消失,期待已久的清算到来了。

可惜,对“V型复苏”的预期只是一种误导。即使在最好的时候,许多公司也没有财力去承受数月乃至数年的收入锐减。而通常只有极少量现金储备的中小企业,更是格外脆弱。如此之多的公司同时告急,使信贷市场处在了难以想象的压力之下。同样,无力为财政赤字融资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创纪录的资本外逃,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违约。危机之前巨额债务的积累,意味着假如政府不提供大规模、持续不断的援助,那么许多公司在封锁措施解除之前就会倒闭。这也意味着更大的需求缺口、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以及更多的裁员。美联储宣布说,美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达到30%,大萧条时期的情况和经济的持续低迷有可能再现。不幸的是,来自主要工业部门的民间预测证实了这一景况。

伴随着危机的持续发展,我们将看到三大断层进一步加深。首先,如前所述,由于出口需求枯竭,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严重的本币压力,并将被迫违约。其次,由于意大利濒临破产的银行摇摇欲坠,主权债务危机将因欧洲缺少有效的经济一致而再度出现,欧元区及其银行体系将遭遇一场新的系统性危机。第三,随着最弱的公司今年开始违约,公司债泡沫(主要在美国)将消退。在这每一场“迷你危机”当中,中国和美国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决定它们是否以及如何锚定、重组全球体系。这是双方不得不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它们要应对国内危机,因为中国出口经济陷入停滞,而美国靠举债推动的经济扩张终于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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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873年和1929年大萧条告诉我们的,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有其自身逻辑。在危机过程中,积累的资本统统化为乌有,公司倒闭,工厂关门,工资因失业而被大幅削减。但即使受到这样的破坏,两次危机后的经济增长仍远远低于危机前的趋势水平。确实,只有二战那样的破坏毁掉足够多的财富,资本主义经济才得以再度快速增长。可今天,没有一个社会能承受无节制萧条的冲击,同时其政府和社会制度的生存不受到威胁。故此,我们也许会看到上世纪30年代实验的现代版本:“新政”、“五年计划”和法西斯社团主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明显扩大。1873年和1929年危机所助长的保护主义和垄断今天可能继续加速发展。

2008年之后,中国通过刺激措施和基建项目为支撑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今天,来自中国的信息最多只是好坏参半。中国无法决定它是希望扮演传统的债权人角色,还是让这些权益服从政治的需要。而当必须在国内和全球层面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无能和腐败却继续牵制着美国政府。所以,在全球体系过渡的关键时期,却存在着支配性领导力的真空。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探究两个关键领域,其中的领导力只能通过范式转变来提供。首先,我们将审视新兴市场危机,重点是债务,以及美元/人民币外交可能带来的外交调整。其次,我们将更全面地审视经济政策,探讨中国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要如何调整它们的经济结构,才能度过经济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