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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太愿景的私立化

2019-06-13

在最近一次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承诺,面对中国在亚洲的行为美国将不再“蹑手蹑脚”。他还警告说美国将会使用新的“高压工具包”。

然而,特朗普政府所说的“分摊负担”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亚洲的经济体应当从五角大楼承包商那里增加“购买美国的”军事硬件,哪怕这样做会分裂该地区,破坏亚洲世纪的希望。

私人的军事利益如何左右五角大楼的印太政策呢?

预算策略中的2049计划、阿米蒂奇和中国

今年1月才履任的代理防长沙纳汉是“新”美国印太战略的代言人,但并不一定是该战略的设计师。这一战略应该归功于史蒂夫·班农,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美国极右势力的主要发言人。班农在2016年曾经预测说,美国与中国十年之内必有一战。为了给战争之路提供保障,在被迫离开白宫之前,班农得以让他提名的候选人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被任命为五角大楼的亚洲事务主管。薛瑞福目前的职位是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

多年来,薛瑞福一直被当成“中国的批评者和台湾的朋友”。本世纪初,这位退役军人曾经为布什-切尼竞选班子的亚洲政策团队工作,直到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长。阿米蒂奇出色的职业生涯因为道德败坏而失色——从被指控在越南参与海洛因交易和上世纪90年在伊拉克搞政权更迭,到“普莱姆特工门事件”和不顾美国的政府指定购买政策,推动对台湾的军售。

2008年二人创建2049项目研究所的时候,阿米蒂奇成为主席,他的门生薛瑞福是总裁。十年来,该研究所一直在努力推动以更严厉的外交方式对抗中国,同时增加对亚洲国家的军售,尤其是对台军售。这一立场曾经导致当选总统特朗普在12月给蔡英文总统打了那个有争议的电话。

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薛瑞福5月份提交了五角大楼的2019中国军力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已经着手开始一项为期30年的计划,以超越美国,成为印太地区的主导性军事力量。在不明观察的基础上,报告误以为——或者是有意进行歪曲——中国的目标是到2049年成为世界级军事力量,正像新保守主义者所担心的,他们认为中国试图在全球舞台上干掉美国。

有经验的退役军人很快认为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参谋长劳伦斯·威尔克森上校称这份报告是“虚伪”之作。“全都是为了钱,”威尔克森说。“这是一个预算策略。”他还警告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好斗态度,提高了看似“不可避免的”对抗的可能性。

然而,预算策略对五角大楼的承包商来说意味着大买卖,这些承包商在特朗普时期大发利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安全事务负责人李大维今年5月会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见面。这次会面是美台高级别安全官员40多年来的首次会晤。

如果说,五角大楼关于中国军事扩张的报告是虚伪的,新印太战略全是为了钱,那么,就让我们追踪一下这些钱的来龙去脉。

印太赚钱机器

在今天的五角大楼,国防部和它的承包商之间常常有一个旋转门。就连防长沙纳汉都是一个好的例子。在进入政府之前,他曾在波音这家美国最大的军事出口商服务30余年。特朗普挑选他负责大规模的军事装备重建后,由于被指控代表波音不恰当地宣传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在今年3月成为国防部总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目标。一个月后,还是这个五角大楼又为他洗清了罪名(假设国防部是可以进行自我管理的)。

不过,相对于2049项目研究所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这家研究所的金主包括美国主要的防务承包商(BAE、洛克希德、诺斯罗普)、美国政府机构(美国国务院)、在混合战争和政权更迭中发挥作用的准政府组织(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国家民主基金会、兰德公司)、外国政府机构和准独立智库——其中大多数代表着台湾和日本的鹰派防务势力(见表1)。

表1 2049项目研究所:部分资金“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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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49项目研究所

更重要的是,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薛福瑞创建2049项目研究所的时候,并没像许多人那样成立一家游说公司,而是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游说公司会受重大披露要求的限制,而咨询公司则不然。这种安排导致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平行结构,使薛瑞福(以及他的几位同事)可以成为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哪怕他需要把一半的工作时间分配给2049项目总裁的工作。在五角大楼,薛瑞社已经做过道德免责声明,但正如调查记者报道的,这个声明并未附带适当的适用范围。

事实上,2049项目似乎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相反,它的精明安排确保了最小限度的公开披露,以及最大限度的来自私人客户的现金流(表2)

表2 2049项目与阿米蒂奇:影响力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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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美台关系捞钱

长期以来,对阿米蒂奇和薛瑞福来说,台湾一直发挥着中心作用。他们与台湾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班农,薛瑞福得以进入特朗普的白宫(阿米蒂奇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到2018年夏季,薛瑞福宣布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合作伙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重新定义为事实上的“二个中国”政策。

继阿米蒂奇之后不久,研究所执行董事马克·斯托克斯和美国前太平洋舰队司令、退役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率2049项目研究所代表团访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办公室,蔡英文则“借此机会感谢阿米蒂奇和斯威夫特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

这种支持在多个层面展开。在加入2049项目研究所之前,本人是退役中校的马克·斯托克斯就曾担任雷神国际的副总裁兼台湾部经理,这是一家主要的防务承包商。他还曾在“热衷于加强美台关系”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董事会任职。

薛瑞福本人在进入国防部之前是美台商会董事会成员。随着美国与华为公司的冲突蔓延到半导体,这种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五角大楼更希望把中国与台湾的产能分隔开。美台商会还举办美台国防工业年度会议,以往的会议发言人包括2049项目资助者和有争议的游说者,如“猎户座战略研究中心”。

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也是2049项目董事会成员。除了美台商会和2049项目,他还是Bower Group(亚洲) 的台湾董事总经理,负责该集团在亚洲的防务和安全业务。而Bower Group参与了数个据说独立的东盟智库,以及总部在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薛瑞福也是这个中心的高级政策顾问。Bower Group还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以及美国-东盟商会有关联。

丹·布卢门撒尔也是2049项目董事会成员。他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主管,作为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参与策划对伊拉克的入侵以及随后的灾难性占领。布卢门撒尔还是神秘的“约翰·海伊倡议”成员,这个“由250多名外交政策、国防和情报专家组成的志愿者网络为当选官员和公职候选人提供建议”。

“约翰·海伊倡议”的名字取自约翰·海伊,他在19世纪90年代制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允许美国保留“反殖民”形象,虽然它从对中国的殖民掠夺中获益。薛瑞福的印太战略看来是要步其后尘。

在2049项目研究所,薛瑞福及其同事敦促美国做好准备,应对中国的领土入侵。在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他们向愿意花钱准备对抗此类入侵的客户提供服务。在五角大楼,薛瑞福想必是“监视”着中国的这类活动。

这是一个精明的安排,它允许公司——国内的、国外的、军工的、非政府组织的,随你挑选——像游说者一样提出政策立场。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并拿中立的建议作幌子。

这不利于美国、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主权权益与人民,并且有可能酿成悲剧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