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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立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关系中三个可能被忽视的问题

2018-10-12

当前,中美关系因为贸易摩擦被广泛关注,各方密切跟踪中美政策走向,预测贸易战结果。但是,中美在贸易摩擦中的攻守是否让国际社会,特别是中美两国国内民众忽略了许多同时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在未来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目前至少有三个方面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第一,是世界政治的变化。今年7/8月号的《外交》杂志以“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主题做了一期专题,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进行了争鸣。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再次回到上世纪20年代大国竞争的状态,只是竞争者变了,但是竞争的方式和目的都没有变化。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在战后帮助建立的国际制度依然有效,美国目前只是在形式上退出部分国际机制,国际体系同国内制度是一体两面,只要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国内仍然坚持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国际体系就仍然是自由开放的。

《外交》组织的争鸣非常有启发意义。但当我们讨论世界是否发生了变化时,应该有一个时间跨度限制。站在探讨当今中美关系的视角上,这一时间跨度最好应该设定为最近30-40年。对此我们可以得出与杂志不太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无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还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世界政治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现实的角度看,大国竞争的回归意味着冷战结束后的趋同式发展宣告终结。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许多国家内部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认识正在出现重大调整,这必然反映在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上,特朗普的退约和英国的退欧并非是形式上的,背后有其深刻原因。

以此为背景再回到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可以发现这是当前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缩影,竞争不仅是由中美两国,也是由当前世界发展的趋势决定的。这给我们思考对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第二,是欧洲和日本角色的变化。欧洲和日本越来越成为夹在中美之间的特殊角色。中国选择改革开放之后,欧洲、日本和美国一样,同中国展开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投资中国市场,并谋求渐进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的迅猛发展超出了几乎所有国家的预期,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迅速超过了所有单个欧洲国家和日本。这种变化使得中国同欧盟和日本虽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但从国家之间的政治角度上说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近几年尤为明显。

中欧关系成为事实上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和欧洲国家在地缘上远隔万里,如果抛却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恩怨,中欧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虽然中欧在政治理念上有所不同,但欧洲大国的政治家多数比较务实,使得中欧关系近年来发展良好。最近,尽管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限制中国企业进入其高科技领域,但更多的是聚焦中欧竞争的领域,在其他一些能合作的地方,中欧仍然合作良好。这种类型的大国关系是最近四个多世纪以来不曾出现过的,中欧可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国战略竞争,成为事实上的新型大国关系。

日本也在寻找和适应自己在中美之间的新角色。过去40年,中日关系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变化。现在的日本正在中国、美国和东亚三者之间寻找平衡。是接受当前东亚的力量现实,回归东亚并同中国一道重新塑造东亚政治格局,还是追随美国并寻找机会塑造于己有利的东亚格局,对日本而言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而日本的选择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是大型企业或大型资本的变化。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这40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经济全球化对大型跨国企业和资本有利,后两者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中美关系的发展得益于两国商界的巨大努力,大量的人文、科技等交流也包括其中。但从目前来看,大型企业和资本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今天所谓中美经济纽带减弱,并不只是政治加诸于经济之上的结果,与商界自身变化亦有关系。

过去十年,巨型企业加速崛起,金融资本继续变异,产业与金融新模式逐步形成,不仅改变传统经济体系,其形成的庞大帝国也在对主权国家形成威胁。比如,大型科技巨头制定的技术标准常常与政府相冲突,大型金融机构仍然游说政府制定有害国民经济体系的政策,利润丰厚跨国企业的属国色彩越来越淡并将大量利润留在国外,曾经给美国经济创造辉煌的大型企业和资本现在正疏远这个国家,曾经给中美编织纽带的企业和资本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市场和利润源泉,这并非政府所能指挥。

以上三个方面,分别是中美关系的大背景、第三方和联络者,它们在中美围绕贸易问题展开博弈时穿梭于两国之间,甚至成为主要变量。但因为观众过于关注中美两国,往往忽视了其他因素的变化。当然,专门研究这些领域的人士不会忽略这些变化。但仅把它们留给那些专业研究人士是不够的,即便是一般化的观察,也需要了解全局性的调整,这有利于各方从整体出发,做出更加完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