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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不可能三角”下的中国宏观政策调整

201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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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不可能三角”难题,即如何在全球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加快推进深层次改革之间把握新平衡,这是对宏观政策提出的最大挑战。

无疑,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周期。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罕见提到“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当前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中美摩擦发酵愈发清晰的指向外部压力并非短期,采取激进的方式也势必会造成中美关系的裂痕与冲突升级。在全球环境发生结构性和趋势性变化,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仍将严重威胁全球贸易复苏进程,全球景气已达繁荣顶点,中国重新启动改革进程的大背景下,宏观政策需要做出哪些适时调整?

7月份全球贸易争端进入“实战阶段”。7月1日美国与欧盟、加拿大互设额外关税,7月6日美国与中国互设额外关税。7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商品清单按照HTS-8分类共6031种2000亿美元商品,占中国2017年全年2.26万亿美元出口额的8.8%。加上此前公布的500亿美元商品,美国对中国宣布加征关税的商品已经占到中国全部出口的11%,对美出口的1/2。长期来看,未来无论是战是和,是大战还是小战,都必须重视中美冲突与摩擦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中美经贸问题本质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要放到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下去理解中美关系。

短期看,一系列外部环境冲击已经有所显现。2018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净出口贸易对中国GDP增长贡献分别为5.3%、2.1%、-0.7%。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引发的供应链断裂、顺差减少对经济的影响要求建立宏观政策的“风险对冲机制”。

宏观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重返政策扩张和“加杠杆”的老路,而是应在内外部环境面临不确定性挑战时降低“去杠杆”的速度和力度。在财政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上,财政货币分工更为明确。金融政策把住流动性总阀门,偏总量;财政政策更积极,担负更多调结构责任,主要体现在收入端减税、支出端提高效率。为支持地方金融机构满足中小企业信贷需求,一些商业银行也下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结构性参数,初步约调低0.5个百分点。调低参数后,银行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要求将相应下降,这也显示了货币当局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微调力度。

中国财政部已经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更多聚焦于降低宏观税负和企业主体税收负担上,在有效保证在建项目融资需求的同时,避免新增隐性债务、严禁以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全部政府收入为26万亿元左右,其中税收与税外收入各占50%左右。税外收入包括各类费、政府性基金、社保缴费、国有资本经营利润等。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逐渐上升,2016年达到18.3%。相比之下,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5%。中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率为25%,较美国降税后的21%高出4个百分点。十八大以来,政府减税降费措施累计为企业减负超过2.1万亿元。然而,面对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顽疾,降低税负,改革调整复杂的税负体系,降低名义税率,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调整利益分配机制依然有很大空间。

从中国2018年上半年经济表现来看,近两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化了部分宏观产能过剩,提高了资本收益率。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67%。在化解系统性风险方面,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化解了地方债务违约风险,房地产去库存消除了房地产行业以及银行业的贷款违约风险,使得中国经济短期增长韧性增强。

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调整,更需要改革与开放。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但不会逆转,扩大开放政策的内涵和层次还会有新变化。2013年9月至2018年4月,国务院先后批复成立12个自贸区,以制度开放引领市场开放。目前,2018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2017年版基础上继续大幅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准许包括农业、粮食收购、国家铁路、电网、国际运输、互联网、金融、证券等22个领域对外资开放,负面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相比2011年的117条降幅高达59%。特别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是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的投资自由化最重要体现,也是中国近年来推出的扩大开放标志性举措,标志中国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深化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除投资自由化外,中国还将参照国际通行的投资政策框架体系,推进投资便利化、投资促进以及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时间会证明,再启改革进程、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依然是中国应对内外部风险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