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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方案难解美国多边困境

2018-05-31

好消息是,美中两国看来已经从贸易战的边缘后退。虽然细节模糊,但5月19日的协议消除了紧张,承诺进一步谈判。坏消息是,谈判框架是有缺陷的,因为与任何单一国家做交易,都无法解决美国在这个互联互通世界上根本性的经济失衡。

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双边方案与多边方案长期脱节。1930年5月,1028位美国重要的经济学家给总统赫伯特·胡佛写了一封公开信,敦促他否决悬而未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胡佛对建议未加理会,全球贸易战随之而来,一场普通的衰退变成了“大萧条”。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与它异曲同工。

多年来,双边视角更受政治家的青睐,因为通过针对特定国家“解决”问题可简化责任。相比之下,多边方案则对经济学家更有吸引力,因为它关注的是储蓄与投资失衡所导致的国际收支扭曲。简单化与复杂化的反差,是经济学家在公众辩论中落败的明显重要原因。这门沉闷的科学从来不被人们清楚地了解。

有关美中两国的争论也是如此。中国是一个易于攻击的政治目标。不管怎么说,在美国2017年庞大的8000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占到46%。而且,中国一直被指控严重违反国际准则,包括操纵汇率、在国家补贴下利用过剩产能倾销、从事网络黑客活动和强迫技术转让。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舆论场上败北,它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一些知名学者及其他人的指责,因为他们没能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那笔大交易中捞到好处。奥巴马政府两位高级官员最近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道出了一切:“自由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有力地吸引或约束中国。” 与对朝鲜、叙利亚和伊朗一样,战略耐心被焦躁取代,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特朗普政府成为指控中国的领头羊。

在这种气氛下,我等多边主义经济学家所持的相反观点未免乏力。在公众舆论场上,探讨严重不足的国内储蓄(2017年第四季度仅占国民收入的1.3%)与庞大的美国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收效寥寥。同样,强调在美国更大的多边问题(2017年美国与102个国家有双边商品贸易逆差)当中中国只是一个重要部分是没用的,指出纠正供应链失真(原因是他国的投入被算进中国的组装平台)可使美中双边贸易失衡下降35-40%也于事无补。

尽管存在弊端,但对双边政治问题的争论能在美国引起共鸣。这个国家面临着为困境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缓解焦虑的巨大压力。在人们看来,是贸易逆差导致了失业和工资压缩。由于商品贸易逆差在2017年占到GDP的4.2%,在当前的经济复苏中,这种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如此一来,把矛头指向中国便有了莫大的政治诱惑力。

所以,5月19日的这笔交易到底算什么呢?除了停止实施针锋相对的关税,它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好处。美方谈判代表迷恋的目标是在两年的时间框架内把双边贸易逆差削减约2000亿美元。考虑到美国多边问题的涉及面,特别是美国过去6个月内颁布了不合时宜的大规模减税,而且联邦支出增加,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

事实上,在预算赤字可能扩大的同时,美国的储蓄不足在未来几年内只会加剧。这意味着国际收支和贸易逆差将上升,有针对性地对单个国家采取双边行动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

中方谈判代表则慎重得多,他们反对数据式的逆差目标,但承诺努力实现“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中美贸易逆差这个共同目标。中国对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作出的模糊承诺,借鉴了之前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时提出的“采购清单”。遗憾的是,渴望达成协议的中国有种“有的是钱”心态,这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中国有罪叙事。

就算时运相济,美国也没有储蓄不足问题,试图用公式化双边方案解决美国的多边问题也缺少可信度。2000年以来,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在一年里最多下降了410亿美元,而这发生在正值大萧条的2009年。要实现连年递减,而且把数额翻一番以上,这种目标纯属幻想。

说到底,任何用双边方案解决多边问题的努力都会适得其反,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不祥后果。不解决国内储蓄的匮乏问题,双边安排就只能是把对一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这中间最要命的改变是,中国是低成本的美国进口消费品供应国,但特朗普的交易会把美国多边失衡中的中国部分,变成从其他国家进口更高成本的商品,实际上等于给美国家庭加税。胡佛地下有知的话也许会问:这到底好在哪里?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A Bilateral Foil for America's Multilateral Dilemma”(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