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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齐思源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访问学者

贸易战容易打赢吗?

20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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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贸易战很好,容易赢。”

习近平主席的高级经济顾问、中国未来的经济沙皇刘鹤:“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认为,“特朗普与中国的终极博弈将是贸易领域的懦夫游戏,而最终问题是谁先眨眼”。这一点没有改变。3月初特朗普总统傲慢出牌,动用了授权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的美国《贸易法》第232条,在欧洲和亚洲产生巨大反响。随着全球主义者和遭另类右翼鄙视的华尔街代言人加里·科恩从白宫辞职,特朗普比他早先发的推特更加变本加厉,声称中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实际上能打赢这场贸易战。但是,贸易战会轻而易举打赢吗?特朗普真的有意愿并且有本事把与北京的冲突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并指望北京迟早会认输吗?此外,贸易战能有效地促使北京接受更为互惠的贸易关系,从而开启中国与先进的西方工业产品直接竞争的新时代吗?

有三个战略要因,是评估当前中美间贸易力量态势和特朗普能否兑现其威胁的决定性因素,它们是经济能力、战略决断和战略性贸易联盟。前一个代表着物质能力,后两个代表战略决心和运作头脑。

能力评估可以通过一国经济相对于全球GDP的规模、它的贸易依赖度(也称贸易开放度)以及它与主要竞争对手的双边贸易平衡状况来进行。一个不特别依赖贸易并与主要贸易伙伴存在逆差的大国,更有资格升级和主导贸易冲突,从而有可能在早期赢得对手的让步,同时其他一切保持不变。这一重要象征,似乎是作为成功商人和《交易的艺术》一书作者的特朗普先生所期待的。的确,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它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GDP的26.5%,而中国是37.1%。2017年,美方的双边贸易逆差达到2760亿美元历史高位。虽然如此,美国的优势却不像看上去那么足够。在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美国迫使欧洲人和日本人在货币及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与之不同的是,和广场协议时的日本与美国或尼克松冲击相比,今天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差距要小得多。同时,北京是比日本和西欧国家更独立的全球参与者,当年日欧完全是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使它们免受苏联的威胁。

但在谈判和变化不定的战略互动中,物质能力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战略决断也至关重要,而这正是特朗普的自信心受挫的地方。由于习近平正式成为“终身皇帝”,而且党管理着国家机器,中国的政治策略和对美国关税的报复将具有极强针对性。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忙乱时期,北京将把目标对准美国摇摆州的出口,破坏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赢得多数的机会。这将给特朗普先生带来毁灭性打击,他甚至有可能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起诉。如果说,欧盟在2001年美国加征钢铁关税时成功地让小布什政府受到沉重打击,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仿效这种做法。特朗普先生最大的希望就是,美国在有关中国靠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从而绕开WTO规则方面(即301条款调查)新形成的两党共识,能增强国家的耐力,同时不影响中期选举。然而,美国的政治分裂和尖锐的两极分化使这种估计显得过于乐观。

最后,美国与中国并不是唯一显见的问题。欧盟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势力,而且说到贸易,无论是从WTO的机构权力上看,还是从利用限制进入它有五亿富裕消费者的市场进行报复上看,欧盟都有莫大的影响力。特朗普的钢铝关税将主要影响欧洲的出口商,它们没有像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商那样在最新修订的征税版本中获得保护。针对欧盟的报复警告,美国总统在推特发文说,美国可以对欧洲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关税。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准备无条件与北京结盟呢?欧盟与北京(在中国的WTO市场经济地位和投资准入方面)存在严重贸易分歧,但北京与布鲁塞尔都承认制度的必要性,认为WTO制度拥有最高权力,而且它们都无条件反对特朗普的贸易单边主义。同时,在争夺中国巨大的汽车、飞机及其他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市场份额方面,欧盟也与美国进行着势均力敌的竞争。正如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市场有望成为远超其他的最大市场,正是为了进入这一巨大市场,再次导致了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而与义和团时代不同,中国现在强大得多,并且越来越能够凭借犀利的战略能力进行新的地缘经济博弈。不像1900年,如今中国可以选择与谁一道重新调整其巨人般的地缘经济形态”。总之,在目前情况下,欧洲官员更有可能暂且与中国保持一致,从而使美国陷入困境。不过即使他们保持中立,华盛顿也不会因此而受益。

在评估美中之间的物质与战略力量时,如果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总统在吹牛,贸易战根本不容易打赢。一场中美贸易战最有可能导致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尔迈茨所说的“双方俱皆萧条”。它还会加剧中美关系中越来越强的对全球和平与繁荣有不利影响的敏感性。

为此,在当前的多边主义危机时期,刘鹤的一句话应该为成中美欧贸易语系的指导:“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公共政策空间的扩展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受到开放市场伤害的人,必须从富有且常把财富放在避税天堂的人那里得到补助。此外,不应容忍社会弱智化和监管套利,工业发展水平类似的经济体应该有互惠的市场准入。

美国很难大幅缩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然而,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建立更公平的关系,实现值得庆幸的贸易和平,只要中国理顺贸易做法、开放政府采购、允许更多的投资流入。虽然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先生不怎么关心美国劳工阶层的福利,但理性共产主义者刘先生却可以促使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贸易行为,既让大洋彼岸的煽动者软化立场,也让至关重要的世界贸易机构WTO能够渡过当前困境。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先让步,也不代表中国软弱,而是标志着中国开始负起责任。